更有以为僧孺、德裕分树两党，各自有其阶级分野者，如沈曾植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55]，此或一时不经意之言。近年陈寅恪从而推阐之，然其论实经不起分析，此宜辨明者四。原夫沈之立说，或因《玉泉子》称：“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56]然此条陈氏已揭出其不可信[57]。今试观德裕入相武宗而后，除杜悰以门荫、驸马进身外，自余陈夷行、李绅、李让夷、崔铉、李回、郑肃六相，均是进士，按进上地位取得优势，前第十八节已有详论，然非谓进士科可以把持整个仕途也。陈氏误会《旧书》不明确之叙述，因谓崔佑甫代常衮当国，用人不拘于进士，“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58]；殊不知进士名额，平均每年绝不能超过三十（见前十八节），根于不乐仕宦、继续死亡及进士多中年人（同上）各种原因，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试假定为六百，并不低估。此六百人当中又可划分为三级，每级只约二百人；第一级登第未久，所官不过县尉、主簿之类。第二级年资中等，内则遗、补、御史，外则藩镇幕僚。第三级年资最老，位至郎中、刺史，甚而尚、侍、宰相。如果把内外文职作一统计，便晓然进士数目，大大供不应求，佑甫未上一年就除吏八百（《论事集》五，“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数更倍之），即使全用进士，仍是不敷，何况六百人中最少有三分二已厕身仕途耶。每岁吏部常选，皆悬缺待补之员，抑亦非宰相所能积压。是知任何人执政，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斥非辞科之可能，常衮之偏差大约只是对于非辞科出身者不喜援引，论者未从客观了解实际，漫据书本上模糊之词，以行推断，过矣。
陈氏亦觉沈说站不稳，于是提出两项区别：（甲）山东士族以经术、礼法为门风。（乙）新兴阶级系文词浮薄之士，既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按“地胄”即“门第”之变文），同时，士族之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者，亦属此类[59]。乍观似剖析入微，细读乃牴牾错出；今先就德裕本人论之，郑覃女孙所适为九品卫佐之崔皋，陈以为保持旧门[60]，然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竟娶一个“不知其氏族所兴”及“不生朱门”之刘氏为妻[61]，则又何说？岂非德裕已门风废替与新兴阶级同流耶[62]？夫所谓旧族或非旧族，指其人所属之整个氏族而言，有远系可考者曰“旧”，无远系可考者为“新”（参前六节），区别甚易，不问本人之富贵、贫贱及行业如何也。故崔皋虽九品卫佐，不害其为旧族，李稹只自署“陇西”，（《国史补》上）意亦相同。如陈之说，则应为旧族或新兴，直以个人之行业为标准，此岂中古时代“门第”之真义[63]。抑既曰“李党重门第”，何以德裕反奖拔孤寒[64]？“孤寒”者孤立寒门，与“旧族”极端对立之阶级也。抑既曰“牛党重科举”，而又曰“崇尚地胄”，是牛党熔“科举”、“门第”于一炉也。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
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前十八节），是旧族未尝不极力争取进士也。如斯糅合，两派之间，何能画出一道鸿沟？李珏、杨嗣复明明是旧族，陈曰：“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试问沦替殆尽，有何征据？李珏初举明经，依陈氏论证之法，还继承着北朝经术，未得为“家学衰落”。嗣复之父於陵，“居朝三十余年，……始终不失其正”，更万不能遽断其“门风废替”。文宗有言：“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旧书》一七三）彼于当时风习，自必知之较悉；观开天间，贵门子弟争诣名姬楚莲香（《开天遗事记》）及白行简所撰《李娃传》，便可互相反映。杜牧本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之旧门，而其人特以浪漫著，浮薄之士，何曾必在新兴？陈无法转圜，乃执杜佑之一节，列牧于新兴阶级[65]，由是旧族可以拨入新兴，新兴又忽变成旧族，构成“团团转”之论证方法[66]。夫近世论阶级烙印，并不容易脱换，今所谓“两阶级”既绝无厘然界限，究属新兴抑属旧族，可以任意安排，执“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态度，或更谓“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67]，不了了之。若夫明经之为学，则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引见前十四节），已是定评，猥以“经术”相推，滑稽已极。吾人细从事实推求之，则知牛党对德裕，只是同一士族阶级内结党营私者与较为持正者之相互间斗争，并非“门第”与“科举”之斗争[68]；因为争取“科举”出身，旧族与寒族并无二致，陈氏支离其辞，正所谓遁辞知其所穷[69]，已无赘辨之必要。今试分列两表，其说能否成立，读者当可了然矣。
（甲）牛党
牛僧孺 旧族及进士。
李宗闵 同上。
李 珏 旧族，明经及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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