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竹 萧悦以此知名，白居易《赠协律郎萧悦画竹》云：“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手下独逼真，丹青以来惟一人。”
唐人著画史之尚存者，有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88]，李嗣真《续画品录》（高宗时人，当即《新·志》之《画后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又名《唐朝画断》，会昌人）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大中元年著）。
海内外收藏隋、唐真迹，未有统计，今知者为展子虔《游春图》，尉迟乙僧《释迦图》，吴道玄《送子天王像》，卢稜伽（吴之弟子）《罗汉像》，韩滉《文苑图》，王维《雪谿图》、《伏生授经图》等，尚有传为周昉作之《纨扇仕女图》，唐人作之《金碧山水殿阁图》[89]，然摹伪古迹，宋、元已多，鉴定之功，要自不易。
（以上论一般画）
三、建筑
石窟为建筑之一种，来自印度，已无可疑。求其最初，我以为应在佛教未兴前之吠陀时代。吠陀之法，除首陀罗（Sudra）族外，其宗教生活，分为四期，第三曰林栖期，第四曰遁世期（Sanuysin）[90];遁世与我国古称隐士相同，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同时为抵抗猛兽恶虫计，又不可不亟谋自固，是为开辟石窟之本因，供养佛像只属于演进的作用。
印度制底式石窟，据现时所知，最早者约当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延至新疆南路，则有龟兹赫色勒（Kizil）河畔之千佛洞，渭干河畔之丁谷山（均见《水道记》二），高昌柳中县之丁谷（Tujuq）窟（与前之丁谷山不同，参拙著《吐鲁蕃一带汉回地名对证》一〇四页）。东流入关，则为天水麦积崖，陕北黄陵县石空寺[91]，太原天龙山，大同云冈（约五世纪前半），再东为巩县之石窟寺，磁县之南北响堂山，义县之万佛洞，其尤可纪者应推敦煌与洛阳[92]。
敦煌一带之石窟，可分为三区：（1）安西南一百四十里之万佛峡，古名榆林窟，存者约四十。（2）敦煌西南七十五里之西千佛洞，存者十六。（3）敦煌东南四十里之千佛洞，古名莫高窟，连亘四公里之远，窟存最多，计四百六十九，内魏二二，隋九〇，唐二〇六，五代三二，宋一〇三，西夏三，元八，清五（据常书鸿说，最近又发见十八，隋五，唐七），隋、唐计占十分之六有奇。敦煌残本《沙州城土镜》称，建窟始晋穆永和九年（三五三），其前复有索靖题壁之传说（靖卒惠帝太安末，三〇三），清人记其盛况者有雍正元年汪漋之《游千佛洞》诗，道光元年徐松之《西域水道记》。（卷三）
其次，洛阳之龙门即伊阙，景明初（五〇〇）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而立，（《释老志》）唐人造者宾阳窟最大，万五千佛洞最为瑰丽（永隆元，六八〇）。奉先寺乃龙门十寺之一，后魏建，咸亨三年重建，其大卢舍那像高八丈五尺，头宽六尺半。左右有力士高八丈，脚周四尺六寸，龙门造像之最伟大者也。
（以上石窟）
我国最古之木构建筑，就现时所见，厥为山西五台之南禅寺，建于建中三年（七八二）[93]。方柱从前只见于敦煌壁画，今该寺犹有方柱三根，可能是唐时实物[94]。次焉者为五台佛光寺大殿，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建。
垂拱四年（六八八）建明堂，高二九四尺，又起天堂五级以贮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至三级则俯视明堂。
长安砖制大雁塔，长安四年（七〇四）建，塔之横断面为四方形。
大和六年敕，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会要》三一）现时人家建筑，大略形同唐式，柳诒徵云：“后世民居，多则五间，小则三间，沿唐制也。”
开元八年张嘉贞《安济桥铭》：“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其筑法用单孔弧券横跨于两岸，券两端各发两小券长约三八公尺，此式至一九一二年方为欧洲工程所采用，而我国则创于千三百年前，实世界上第一道空撞券桥也[95]。又《元和志》十《须昌县》（今东平县西北十五里），“清水石桥在县西三里，隋仁寿元年造，石作华巧，与赵州石桥相埒，长四千五百尺”，今不知有遗迹可寻否。
（以上一般建筑）
四、雕塑（塑亦作素或作塐）
孔子言朽木不可雕，又入周庙见金人，《韩非子·喻老》记宋人以象（牙）为楮叶，则其源流颇古。希腊雕像可溯至公元前七八世纪，（Rostovtseff Pl.LⅧ）亦云受亚洲影响者。
六朝时夹纻像已盛行，证圣元年，薛怀义造功德堂，其中大佛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佥载》）又郑广文（虔）作《圣善寺报慈阁大像记》云：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珠以银铸成，虚中盛八石，（《尚书故实》）度亦夹纻制品。
杨惠之与吴道玄同学画，度不能胜，乃转而学塑，论者推为古今第一。（《邵氏闻见录》）莫高窟早期塑像中颇流行模塑（或称影塑），即是取泥放佛模里面，模得后粘在壁上，此法率应用于小千佛。按义净曾言及“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见《隋史》十五节），是此法高、武时已行于内地[96]，杨惠之之塑壁，显然从此脱胎。
五、巧思
据《朝野佥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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