炀帝屡兴力役，征敛无度，自大业七年末筹备征辽，战士馈运，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于是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又同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均《隋书》二四）处此情形，正如《通鉴》所谓“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司马德戡对炀帝云：“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即表示隋亡之必然性。陈寅恪论隋末起义，强调山东豪杰之作用，使人感觉到农民缺乏抵抗压迫之自觉能力，殊非的论。
对于隋所以亡，其观察错误且较为突出者有《唐代经济史》；彼言：“只是隋之输籍，引起豪族之不满，而隋以亡，唐之成功，豪族的拥护，颇有一部分力量。为酬庸，为避免隋之错误，自然不敢得罪豪族。故唐初定制，豪族应得的田地，比较的多一点，……他们的部曲、客女，也不像前代一样，须输赋税。”（一六页）所云唐之兴部分靠豪族拥护，故对豪族比较优待，纯属毫无佐证之臆测。唐制，授田比较紧缩，亦非不敢开罪豪族（均见下《唐史》），隋令未受地者皆不课，（《隋书》二四）唐之免部曲、客女，想不外承袭前朝。私家剥削，比官赋尤重，历代皆然，输籍之法，初无大损于亡隋主力之农民，如谓亡隋由豪族，则略观下节之表，便知其语出无根矣。
第十九节 义 师 蜂 起
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无待再论。然“内忧外患”与革命相影响者尚有二事：其一为杨玄感之变，已见前十七节，其二为雁门之围。初，东突厥启民汗卒，子咄吉世立，曰始毕可汗，表请尚义成公主，诏从其俗，部众渐盛，裴矩献策，欲分其势，又诱杀始毕谋臣史蜀胡悉，始毕憾之，大业十一年八月，乘帝北巡，围帝于雁门，官军频战不利。帝惶惧，欲溃围，群臣谏止，乃征诸郡率兵赴难，并遣使驰告义成公主，几及一月，突厥始解围去，然其声势益张。玄感父素，本帝之死党，启民事隋亦极恭顺，经此两役，隋之声威于是一落千丈，帝复撤废总管（见前三节），地方军务须秉承中央意旨，远水不济近火，“郡县微弱，陷没相继”，（《隋书》七一《杨善会传》）不为无因。
《新唐书》一著录之隋末群雄，计四十八人，然合诸《隋书》及其他记载，实不止此，惜其归并降灭，多不可知。兹就炀帝被弑之前见于史册者，略依起事年份及地域，次为简表如后：
一、京畿及关西
二、山东西及河南（古之山东，即今之河北）
三、东南及长江流域
四、岭南
以上共百余人，山东西及河南占其过半，盖三伐高丽，最为荼毒，大河南北，受害极烈，故民众起而抵抗者亦特多。就中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刘武周（均《隋书》四）、郭子和（《元和志》四）、窦建德（《旧唐书》一）、薛举、李轨、高开道（均同上五五）、梁师都、刘季贞（均同上五六）、张长逊（同上五七）、王世充（《通鉴》一八八）等，因接近北边，恐强敌拊背，往往连好突厥，或且受其官命，倚以自重。即李渊（唐高祖）起太原，亦卑辞厚币，改书为启，乞借马匹，及突厥使来，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不惜一时屈辱，他复何论。大抵始毕兄弟虽欲释憾于隋炀，亦欲效他钵故智，挟隋以自重（周武帝建德六年，既灭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奔突厥，他钵举兵南向，声言与高宝宁共立绍义作齐帝，为其报仇，见《北齐书》一二《绍义传》），故宇文化及败后，处罗可汗即遣使往窦建德处，迎取隋炀之萧后及其孙政道，处之定襄，号政道，为隋王，凡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隋书》五九《齐王暕传》）李渊起兵之初，与始毕书云：“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炀言）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隋）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温大雅《创业起居注》一）盖已窥突厥之隐，不敢昌言亡隋，一面又以子女、玉帛饵之，免其乘我后也。
群雄出身，多不可稽考，知其曾为隋朝官吏者有梁师都、薛举、李轨、郭子和、刘武周、翟让、李密、罗艺、时德叡、朱粲、萧铣等十余人。桑门（即沙门）一人（向海明），稽胡三人（刘步禄、刘苗王、刘季贞），中亚胡二人（何潘仁、王世充），就中世充乃安禄山一流，觊觎汉土，不得与于义师之列。
群雄中可纪者：王薄据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通鉴》一八一）
刘霸道家平原东之豆子䴚，累世仕宦，资产富厚，食客常数百人，及义师起，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同上；按即《隋·本纪》之李德逸一支）。
余杭民刘元进起兵应杨玄感。会帝发三吴兵再征东，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大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日间众至数万。（《通鉴》一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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