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度扰灵、盐在何年，无别文可考，孙楷第云：“此所记回鹘入寇，当是咸通十年及十一年之事”（按此所云入寇，包天德在内），又云：“乾符元年，党项、回鹘寇天德军，是时振武节度使仍为李国昌。然距咸通十一年受命镇振武，已五年之久。近吴氏《唐方镇年表》以乾符元年为国昌初任振武节度之年，盖误合《新书·沙陀传》及《通鉴》乾符元年所书回鹘事为一事。”（同前引《张淮深变文跋》三九六页）孙氏将回纥入寇置于咸通十及十一年，系先行确认《旧·纪》、《通鉴》国昌除振武在咸通十一之无误，然《旧·纪》等此项记载之信值，本大有疑问。《旧·纪》，国昌除振武是庞勋事平后之初次赏功（由河东行营招讨使除），《通鉴》，国昌除振武是庞勋事平后之第三次迁调，且前书在二月，后书在十二月，《旧·纪》、《通鉴》之间，固互有殊异，亦即反映记录之未必无差。孙氏唯先持十一年除振武之成见，于是不得不认寇天德有两次；按《新·纪》，乾符元年“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通鉴》同），未见有两寇天徳之痕迹，不得谓吴氏《方镇年表》为误合，其误反在孙氏也。余尝根据《新书·方镇年表》，会昌四年“升大同都团练使为大同都防御使”，又乾符五年“升大同都防御使为节度使”，决国昌初除只是大同防御（参前条注），其时间为咸通十年年底或最迟十一年初，升鄜延疑在十三年，亦即党项、回纥扰榆林、灵、盐之岁（吴氏《方镇年表》列国昌任鄜坊始咸通十年，疑不确），继其任者当为支谟、段文楚（据《唐末见闻录》）。《旧·纪》、《通鉴》皆将国昌离振武误附于十三年，试参合《新·纪》、《新·传》，国昌初任振武，仍应依吴氏《方镇表》列入乾符元年。
167.说见前条注。
168.关于三部落，《新五代史》四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尔。”《通鉴》二五一胡注云：“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按《新·沙陀传》有“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屯感义军”之语，《通鉴》于乾符五及广明元著萨葛酋米海万，广明元著安庆都督史敬存，米、史都是中亚胡之姓，如胡注不误，则沙陀部落内杂中亚胡族，故说者有石晋是沙陀之误会。张西曼曾撰《中亚缠回为沙陀苗裔考》，见《边政公论》一卷二期，能否成立，犹待公评；吾人最应分清者，沙陀是突厥族，中亚胡是伊兰族，突厥、伊兰两族之间，自古已来，固不少糅混也。
169. 除《新五代史》称国昌拒命在先克用杀文楚在后（大致本《旧·纪》）未可信据外，单就杀文楚之年月而言，计有不同之四说：（1）最早为《庄宗功臣列传》及《旧·纪》之咸通十三年十二月。（2）《补实录》之乾符元年十二月。（3）《后唐太祖纪年录》之乾符三年。（4）《唐末见闻录》之乾符五年二月。惟《旧·纪》乾符五年正月又称，“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按陷遮虏军与杀文楚实同一事件之发展（参《新·纪》及《唐末见闻录》），今一置在咸通十三年，一置在乾符五年（《新五代史》同），可见咸通十三年说之未确。《考异》云：“按《庄宗列传》、《旧·纪》，克用杀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欧阳修《五代史记》取之；《太祖纪年录》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传》取之；《见闻录》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纪》取之；惟《实录》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据何书也。……《唐末见闻录》叙月、日，今从之。”《新旧唐书互证》四云：“《沙陀传》书此事在乾符三年，则三字为五字之讹，观上文王仙芝陷荆襄是四年事，可见。”《旧·纪》，咸通十三年五月即著段文楚除大同防御，亦似失之过早。
170.《赐简方诏》有“知卿两任云中”之言，依《新·简方传》，初次在擢义昌（即沧景）节度之前，二次由太仆卿出授，此其第二次也；惟传文误为“大同节度”，已辨见前四○六页注③。简方再任，《庄宗功臣列传》误列于咸通十四年正月，《旧·纪》误列于十三年十二月（惟由太仆卿除授，与《简方传》同），且以为因国昌拒命而除；殊不知成通末国昌尚未拒命，而纪下文载唐帝对简方语：“朕以沙陀、退浑，挠乱边鄙，……且忍屈为朕此行，具达朕旨，安慰国昌，勿令有所猜嫌。”（据《考异》引，退浑，今本作羌浑）前截只指大同军沙陀反侧，后截更见得其时国昌尚未表明抗拒态度。若《补实录》以简方除大同附乾符元年十二月，则正如《考异》所评，随文楚死后而接续书之，未足据也。《廿二史考异》五六信国昌拒命在咸通十四，《互证》二〇从之，均未尝就国昌历官作想。
171.《唐末见闻录》四月下称，“当月内有敕送节到，除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充振武节度使，除振武节度使李尚书充大同军节度使”；按敕到之月，非必原来除授之月，《旧·纪》作咸通十四年“三月，以新除大同军使卢简方为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时李国昌据振武，简方至岚州而卒”，年虽误而月未必误。《见闻录》称简方为“前”使，《通鉴》从之，“前”者对已停之官而言，亦不如《旧·纪》“新除”之确，新除，谓未上任也。《考异》云：“《实录·国昌传》及《献祖纪年录》、《旧·唐本纪》俱不言国昌为大同节度使，独《实录》于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国昌杀监军，不肯代。”按《补实录·国昌传》既未言，何又谓独《实录》言之，今参据《考异》前后引文，乃知“独《实录》”为“独《见闻录》”之误。又《新·纪》九言五年“八月，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陷岢岚军”，《新·表》言五年升大同防御为节度，于时国昌已两拥节旄，唐且欲藉父以制子，因国昌之故，特提升防御为节度，使表面上不为降调，知当年事势，必应如是也。简言之，升大同为节度，纯因国昌而发，简方时仍是防御，且未上任便调振武，《新·简方传》之“领大同节度，久之，徙振武军”，为两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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