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见《景德镇陶录》。录又言，新平镇有霍窑，时称霍器，但《格古要论》云：“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此一条颇成疑问。
192.同前《文参》九三页。《少陵集》九有《于韦少府乞大邑瓷碗诗》，称其轻坚色白，并参《东方杂志》四二卷一七号会尧西《邛窑志略》。
193.《元和志》三○《涪州涪陵》，乐池在县东三十里，出钢铁，土人以为文刀。
194.杜甫《题王宰画山水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即交剪也。
195.《文献丛考》一二○页注六。
196.杨慎《升庵外集》谓《周礼》之即麦芽糖，即麻糖。
197.或云蔗饧法始传于唐，故改其字从“唐”，但饧谓之糖，见扬雄《方言》，饴糖锡亦见《广雅》，则此说未确。
198.长傍，余曾考为今之江心坡地方，又疑“傍”与今音之“蚌”有相关（同前引拙著《唐代云南管内几个地理名称》）。近见《元和志》云：“羌语傍，高也。”是否同义，亦待考。
199.《元和志》二九《郴州平阳》：“银坑在县南三十里，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子银，别处莫及。亦出铜矿，供桂阳监鼓铸。”今《新书》四一书在义章县下，疑误。
200. 同上云：“朴消一名消石朴，今炼恶朴消，淋取汁，煎炼作芒消，即是消石。”
201.《唐本草》谓丹砂以光明砂为上品。
202. 郭璞《山海经注》已见礬字，或谓唐代始见，非也，《新书》五四汾州有礬山七。
203. 《宋本草》谓英消亦出自朴消，今俗间称为马牙消。
204.今本作缸，兹据《证类本草》三引陈藏器改。
205.按今东北所产人参，与晋产（俗呼党参）并不同种，兹姑以鄙意别之如此。
206.《唐本草》以为即荆芥，但《新·志》两名并列。
207.此乃木樨花之结实者，与前文桂心（即今产桂皮之桂）并非同种。
208.此据《新·志》，但《唐本草》及《宋本草图经》均作卖子木。
209.即枸杞之皮。
210.《本草》作白脉根。
211.《宋本草图经》称芍药“淮南者胜”，《东坡志林》云，“扬州芍药为天下冠”，又《本草衍义》以为“根色白者好”，今《新·志》作白芒，然药物无白芒之名，当是白芍之讹。
212.据陆玑《诗疏》，即车前子。
213.据《本草》有鼹鼠，音偃，未知是此否。
214.《本草》称葛上亭长，陈藏器谓此虫出雍州。
五十八节
215.何格恩、全汉昇均认为晋人。按怀远是怀文之弟，附见《宋书》八二《怀文传》。
216.说见拙著《唐代最南大商港alWakin》。（《东方杂志》四〇卷二〇号四〇—四五页）
217.吕著《简明中国通史》下册称，隋时泉州“成了空前繁盛的商业都市”，（旧版三四四页）又“泉州是海外贸易的中心”；（三四五页）不审何据，无论如何，总未免言之过早。
218.《蒲寿庚考》陈裕菁补注②引《全唐文》五一五王虔休《进岭南王店使院图表》：“由是梯山航海，岁来中国。（中略）臣匪躬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臣奉宣皇代，临而存之。”以为德宗时潮州已有外国贸易（二二页），此事颇易令人盲信。按表文原云：“伏以承前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素无簿书，不恒其所。自臣亲承圣旨，革划刬前弊，御府珍贡，归臣有司，则郡国之外，职臣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臣匪躬”三字应属上为一句，陈氏失句，尚属小误（又“皇代”应校正为“皇化”），其大错在认“海阳”为潮州属之海阳县。殊不知王表之“海阳”，义只“南滨大海”（水北为阳），前临广江即指珠江，故虔休得以就近临存也。宋朱彧《萍州可谈》二：“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王象之《舆地纪胜》八九：“海山楼在城南，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又明黄佐《广东通志》：“明市舶提举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据余揣之，海山楼或即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仇池石《羊城古钞》七：“海山楼在镇南门外，楼下即市舶亭，宋嘉祐经略魏炎建”；镇南究在何处，并无说明）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鳌洲，“鳌”、“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
219.《三国志》一六《仓慈传》言，慈死后，西域诸胡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使（？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按以刀剺面系突厥族对其长上死丧所行礼，然则当时来互市者固不单止伊、印民族矣。
220.黄支一名，Lacouperie考为波斯湾之Hormuz，Herrmann考为非洲之Abyssinia，均不可信。藤田丰八始作出Kni之考定，后五年费琅（Férand）亦发表相同之说。（《文哲季刊》五卷二期四二四页桑原《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劳幹谓去程自徐闻、合浦，在东，归程至日南、象林在西，故所取之路乃向东南，更折而西，复从北归，当为由菲律宾而婆罗洲，而爪哇或苏门答腊，更经交趾支那以至安南。都元或当在菲律宾，邑（劳讹作“遂”）卢没、谌（劳讹作“湛”）离及夫甘都卢或当在婆罗洲，黄支或当在苏门答腊或爪哇。《汉·志》记中国至黄支，往返各有一路，不相重复，决不能逾新加坡而西。若越新加坡而西，则皮宗、象林间，仅二月之期，不能达到。惟罗佛（B.Laufer）据《后汉书·南蛮传》，“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以为当在马来，或去事实不远，博引对音，转滋聚讼。志言“略与珠厓相类”，则似在南洋，不在印度。“其州广大”，则似在岛屿，不在大陆。至西汉晚年，陆路仅有“身毒乘象以战”之传闻，中国似未曾与印度发生直接关系云云。（《史语所集刊》十六本八九页）观其所言，理论极弱，罅漏百出。试略举之，则海岸任何港口，随其便利，都可为起航、寄碇之点（可参后引《求法高僧传》），徐闻、象林同属汉地，起航点在归程点之北，并无向东南行之必然性，未喻者一。由我国赴菲，以闽海为近，为何不从闽出发？未喻者二。中、菲通航，宋前未闻，刨此特解，具何旁证？未喻者三。论证全文，均用“或”、“似”之词，曾无一语能够肯定，何以徵信？未喻者四。据志，汉武、王莽均曾遣使至黄支，自黄支船行一节，似属王莽时之记录，果尔，则汉武使之去程，与王莽使之归程，如取途不同或所乘舶国别不同，自会两无重复，未喻者五。而且满刺加、南印度间之航程，可以乘风直驶，亦可以傍缅、印海岸而行，本有两途，自无相复，未喻者六。唐代由我国泛舶至波斯湾头，实程只须九十日至百日，汉代航术，不至相差甚远（劳文亦言：“其所记月日，或较实际航海所需之月日为长。”按《汉·志》所记，或包括沿途停泊取水日期在内），皮宗如为马来半岛南边之地，以两月至象林，为期尽甚从容，何云不敷？未喻者七。古人未有罗经，于海国方望，多属茫然，来自日南，便曰日南之南，下迄《唐书》，犹见同样模糊之记载，执此一点而断定黄支在马来，则未免浅于客观，失之执滞，未喻者八。古代地名，无论中外，沿用于今者尚多，如不对音而唯任意指定，如劳文尽量利用“或”字，必至一无可信，益滋聚讼，未喻者九。南印度之土著，多Dravida人，称与珠厓相类，尚非不合，未喻者十。印度语无论大陆、岛屿，均可称“州”，必以“州”为岛，则昧于称谓，如从汉语解释，九州、神洲更何尝是岛屿，未喻者十一。劳固专研汉史者，《李广利传》称，危须以西及大宛杀身毒国使人，是汉与北天竺间非无使节往来，末喻者十二。抑五天竺当日未统于一尊，纵北天竺使节不通，何碍乎南天竺使节之可通，未喻者十三。中印海道往来，唐时尚多转舶，即《汉·地志》所云贾船转送致之。汉使市壁流离，费琅云“玻璃必非扶南土产，似由印度输入，观此处（吴历黄武四年，扶南等国贡流离）流离及前《汉书》壁流离之名，不难知其所从来之地矣”（《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九四页），按《梁四公记》称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太平御览》八〇八），与费琅说可以相证，又安知汉使不凭转舶以达印度耶？未喻者十四。总之，劳氏曾同事余十年，向疏于中外交通之关系，今忽发为空泛之言，期博平正之誉，循名核实，吾无取焉。其次，谭君彼岸之《汉代与南海黄支国的交通》，（岭大《社会经济研究》二期）稿成后曾以相示，余允其刊出时再作文商讨。嗣见苏继庼《黄支国在南海何处》一文，（《南洋学报》七卷二辑一—三页）内有云：（谭君的文）“内容是主张我们应使用民俗学方法来研究南海古地名，以为这是比根据音读为可靠，并引陈寅恪教授说‘用对音研究古地理是很危险的方法，因为两千年前的中外古音，都是不易确定的’这些话，来说明这个意思。”苏氏继称：“谭君虽抨击根据对音来考定外国古地名，但他本人在讨论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的国名时，又任意充分利用音读，把他本人原有的主张，和所引陈寅恪教授的话均一概取消，他是不是觉得对音方法可与民俗学方法并行不悖呢？或民俗学方法行不通时，又非使用对音方法不可呢？”已揭出全篇之主要矛盾，此外谭文尚有可商之处，俟暇时再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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