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如认类于蝉形之字为“夏”字，然蝉并不是夏令重要物，此以中世的诗意来解说上古的时历，未免迂阔。
54.其说秦渊首发之，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六上。
55.伊兰语viaptarla即指每月之八日及二十三日，说见同前引《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七页拙著。
56.均见《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七页拙著。
57.并参同前引《民族学集刊》五二页拙著。
58.《东方》四○卷一七号四七页拙著《唐代戏乐之波斯语》所引Huart氏著《古波斯及伊兰文化》。
59.此点对于余十年前所见（同前引《东方》四一卷二一号四〇页第（三）项）略有修正，即不是“粗疏阴历”而是“粗疏之阴阳历”。
60.见《礼记·月令》及《汉书·律历志》。
61.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一二页言，麟德二年（六六五）颁用，系承袭旧说；据罗振玉《朔闰考》三，麟德二年犹用傅仁均术平朔，乾封元年始用《麟德术》定朔。
62.同前沙畹书言，“瞿昙罗上新历，未久即罢”，据《会要》四二，则自乾封元年起以太史瞿昙罗《经纬麟德术》参行。
63.同前引《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七—三八页拙著。
64.其人至宝应元年尚为司天少监，见《会要》四四。
65.瞿昙之名，见《新书》二七上，《旧书》四七作“《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瞿昙撰”，盖后人以“”“撰”同义，故误刪一字，《新书》五九作“瞿昙谦《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谦”字亦讹。（《通志略》二十同）
66.同上沙畹书谓“七曜”之名，在八世纪末以前尚未通行，（一四页）余曾加以辨正，并可参看《佩文韵府》之“曜”字。
67.《新书》二五称“八改”，系未计崔善为校定及至德两历，今依罗振玉《朔闰考》三补入。
68.《大唐新语》著兖州，殆误。
69.《语林》八只称“董生”，但《语林》二有“历算则董纯”之言，合诸《新书》“善历算”之誉，故知董生为董纯无疑。
70.竺可桢言：“在晋成帝时候（公历三三〇年左右），虞喜比较古代星宿位置与当时不同，发现了岁差，定出每五十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要西移一度，这虽比西洋希普克斯的发现要迟到四百五六十年，但却比希普克斯的每百年差一度的估计为精密。到七世纪初隋朝刘焯定岁差为七十五年差一度，则与实际已相差极近。但西洋同时尚牢守百年差一度的旧说。”（《科学通报》二卷三期二一七页）按岁差每年约五十秒，差一度约七十二年。
六十四节注释
71.《燕京学报》一一期二三五三页闻宥撰文。
72.张怀瓘《书断》分大篆及籀文为二体，以石鼓文属于籀文，段玉裁《说文叙注》辨之。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五及七写成研究文几篇，大致谓籀非人名，误始刘向父子而班、许从之（此点我拟将来别作补充），亦非书体之名，只是籀读之义（与段说部分相同），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即籀、篆同一，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史籀篇》文字者周秦间西土之文字，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论衡·正说篇》谓古有科斗书人莫能识者非是。大致甚稳健。惟彼谓秦之小篆，本出大篆，（《集林》七）以言书体源流，未尝不可，以言书体区别，则窃有未安。彼曾称籀文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集林》五）此应正名曰“小篆”，与一般周金“古文”字不均一者迥殊，后者应正名曰“大篆”。秦书八体有大篆无古文，正“大篆”即“古文”之证，非如王氏所云，“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集林》七）如曰不然，则王氏固认“汉景、武间距用古文之战国时代，不及百年，其识古文当较今日之识篆隶为易”，（同上）此必秦延其绪，故斯学得以不坠，特在秦时非通行之书体而已。申言之，怀瓘之说，未尝不可断章取义，许慎既《籀篇》源流之不明，又未多见周金，其他更难免有隔膜之处。
73.罗振玉等之区别“殷金”、周金，多以人名用干支为根据，近人又或因出自殷虚，即认是“殷金”。按干支为名之习惯，展至周代，郭沫若已曾指出，即罗氏本人自序亦认如此之分朝，不尽可靠。殷虚非废于商亡之际，发掘报告又尝言之，则不能以空间代表时间。窃谓书体如何，尤应在鉴别之列。
74.《书断》又以为秦时人，《书谱》三已辨其妄。
75.《国史补》云：“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不载阳冰、张旭。”然旭与李白同时，阳冰更后白而死（见廿四节218页注①），怀瓘书作于开元中，则彼二人或尚未知名，不足异也。
76.今本作“昼寝”，但梁武帝读如胡卦反，（《资暇集》上）固以为绘画之“画”，非创自《论语笔解》也。扬雄之言，当引自《论语》，可信彼亦读如“画”。如曰不然，试问朽木不雕，土墙不杇，与“昼寝”有何联系？此皆由后世经生不明壁画之源流甚古，故致读别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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