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贞观时代，已有以外官兼任宰相或宰相兼任外官者。（如《新书》六一，武德二年，黄门侍郎、凉州总管杨恭仁遥领纳言，又贞观元年八月，中书令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天宝以后，此风益盛，通谓之使相。就事实言，可分为性质不同之两类：（甲）本为宰相，因事奉使外出（如至德元年十一月，崔涣为江南宣慰使），或出兼外官（如广德至大历间之王缙），回朝时仍可知宰相之事者。（乙）方镇官已高，乃加宰相虚衔以宠之（如至德元年八月，郭子仪为灵武长史，李光弼为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即来到京师，仍不能知宰相之事者，此项授官，晚唐至滥，通常加“检校”字样以示别。（《容斋三笔》载，光启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牒，列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八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人，检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皆带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
说至此，吾人更须知唐代相将并无显然之分途，武后朝如岑长倩、张光辅、娄师德、张仁亶（即仁愿）、狄仁杰、唐休璟、魏元忠，皆以宰相而提兵，其例甚多。后此，玄宗朝有薛讷、王晙、张说，肃宗朝有房琯、张镐，与夫裴度之平淮蔡，白敏中之征党项，都是科举文人而出将入相（属于唐末者不再详举），未见得边镇大帅“非蕃将莫能胜任”。抑德宗之后，宰相拔自翰林学士者固多，但以蕃族而位兼将相者，天宝后却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十一人。反之，太宗时蕃将虽不少，并无一人作过宰相。所谓将相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者，殊无以解于上述之事实也。
中唐后经济困难，又尝以宰相兼知财政，如判度支、勾当度支、勾当转运租庸度支，皆其务也。此外如太清宫使、太微宫使、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等，亦常为晚唐真宰相之带衔，无关实权，故不繁记（晚唐首相常兼太清宫使，次弘文馆大学士，次监修国史，又次集贤殿大学士，见《退朝录》）。
吏部之考功郎中主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见旧、新《官志》）宰相亦在被考之列。李德裕尝与武宗言：“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新书》一八〇《德裕传》）朱礼云：“独不言房玄龄相太宗十八年，魏徵亦十四年，何害其为治哉?”因讥德裕言论苟发，不当事理。（《事笺》一）然须知驾御之术，存乎其人，有太宗之英明则可，不能一概论也。士大夫习性，往往徇私恩而轻公义，当国太久，门生故吏，或布满朝廷，即宰相有过，不敢言或不愿言，更无论植党营私，酿尾大不掉之弊矣。亟进退则人思有为，可减少日久玩生之偏差，故德裕之论，亦适合于旧日之中国。
最后，侍中等职何以转为宰相之任，亦有寻究之必要。元朱礼云：“唐以中书、仆射、侍中为三省官，此盖汉世宦官亵臣之称，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讥也。”（《事笺》一）余按周金铭参预王之颁奖者“宰”最多见，又“善夫”可出纳王命，宰之义为屠杀，最初当是代游牧部落酋长司宰牲之专艺，膳夫则供奉饮食，维时宦制未兴，助酋长为理者无非四周执事之人。《元史·兵志》云：“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职是之故，蒙古圣旨必署当值怯薛之名字。吾人试上溯西周，下观蒙古，相隔二千年而大致相似，自无怪乎中古命相之不伦矣。
第六节 门第之见与郡望
“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魏书·高祖纪》）自周以降，严族姓之别，原夫初意，以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实只维持人口之孳生；如《毛诗·陈风》云：“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取妻，必宋之子?”正侧重血统而非侧重族姓之反映。
我国经过多回落后部族之侵入，始终能自葆其原有之文化，不特不同化于外人，而入侵者反为汉族所同化，此非有其特立自存的精神，不能臻此。《通志·氏族略》一云：“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其习俗自是由上古传下。及拓拔氏入主，山东士门不愿与异族为婚，混乱血统，其主张门第婚姻，实蕴含着抗外思潮，不应单凭表面形象，只看作阶级意味。惟是经过百余年后，鲜卑统治者力求汉化，“门第”之名称虽同，实质已多少嬗变，流弊为声价自高，婚姻买卖，武德之初，高祖言“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又“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普索天下谱谍，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以崔幹为第一等。书成，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何因崔幹为第一等?列为第三等。”（均《会要》三六）又《旧唐书》六五《高士廉传》述太宗言：“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十六年六月又诏：“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会要》八三）其后，高宗显庆四年，因李义府之请（义府为子向旧族求婚不得），复诏言，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姻。自今已后，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不得过绢三百匹，四五品不过二日，六七品不过一百，八品以下，不过五十，皆充所嫁女货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赔门之财，经此两朝迭禁，其衰宗落谱，皆称禁婚家，益自矜贵，互相聘娶。（参《会要》八三及《新书》九五）故如李敬玄三娶皆山东旧族，（《旧书》八一）敬玄固高宗宰相，所行已如此，则其他可知。又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仍先山东，（《会要》三六）无怪乎文宗有“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新书》一七二《杜兼传》）之慨语也。然太、高两朝之意，无非禁其贩鬻婚姻，未尝妨其发展，陈寅恪乃谓：“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共事创始于太宗，为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李唐氏族之推测》）然陈氏又谓李唐为赵郡冒牌（见前一节），果如此说，则太宗乃推抑其冒牌之族，于论难通，则不如缪凤林所辨：“崇尚门地之习，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独有二十三人，则压抑摧毁云云，似亦未可概论。”（《通史纲要》三册一八八页）立论更为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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