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七论两税云：“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文献通考》三亦指出“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克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胡钧又尝列举两税五利：（1）税制简单，（2）合于租税依负担能力之原则，（3）合于租税普及之原则，（4）用货币纳税为税法之进化，（5）因出制入合于财政学理[273]。斯皆持平之论。
《唐代财政史》评两税云：“……只能是一种收支适合原则的应用，他不求支出与税赋征收的合理而只是量出以制入，不顾及财政（政）策的社会影响，还谈不到健全的预算制度。”从现实观之，处财政紊乱收入无着之时，炎之第一步整理，只有如此，吾人不能悬现代之理论，作求全之责备，凡事自然有最后之目标，实施时却不能躐等以求进。
刘开荣云：“……但是何以不造版籍，何以田亩会转易，他（杨炎）就没有说出所以然来。玄宗本来是励精图治之主。安能疏忽如此？……一言以蔽之，就是国际贸易发达所引起的国内剧烈经济变化——由农业经济变成商业经济。……又农业经济是人随土地，原有版籍法，可以顺利使用不混，但一旦变为商业经济，土地被兼并，则人口流向城市，原有以农村为中心的户口统计，当然不能使用。[274]”只从英雄主义观点出发，故不能得到合理之结论。外贸发达，无疑对若干大城市有多少影响，然大致言之，仍是农业经济。《唐律》，占田过限者罪可徒一年，宽乡虽不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疏议》一三）使户籍时修，实行法令，何尝不可阻抑兼并（参下节）。受田以本贯为主，又工商有狭乡不给、宽乡半之规定，如坚持当地有户而后受田，即使人口流向城市，安见不能造籍？究其实，则玄宗自以为可永享升平，不知修省，开元之末，法令已非常废弛，杨炎“法度玩敝”一语，已和盘托出。唯其不修版籍，故益助长兼并，初非因兼并而籍不能修，亦非因人口流转而户口统计不可复用，刘氏处处把玄宗看作“终身英雄”（如论禄山之乱），偏谓杨炎不能揭出症结，宜其立论之无当。
上册注释
1.赵国在洺州，越在丰州，陈在齐州，代在潞州，滕在荆州，五王均以大象元年五月之国。二年五月廿四日静帝即位，到六月四日，便假赵王招嫁女突厥为名，召五王回京。
2.《汉书》一上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
3.《通鉴注》：“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社平，《齐纪》作社子。按《斛律金传》，黄栌岭在乌突戍东。”
4.《通鉴》绍泰元年注：“幽州夏口盖即居庸下口也，幽州军都县西北有居庸关，湿馀水出上谷沮阳县之东，南流出关，谓之夏口，夏当作下。”
5.王国良谓“东”、“西”二字误易，但下文大业三年亦作“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紫河在平鲁县。
6.《元和郡县志》一四合河县（今兴县西北），“隋长城起县北四十里，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开皇十（按此字衍文）六年因古迹修筑。”
7.或引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谓突厥族由羌族发展演变而来。从语言观之，羌族是藏语语系，与突厥语迥异。
8.一九三二年《地学杂志》一期一二二页译勒柯克（Le Coq）文。
9.一九四五年《东方杂志》四一卷二号拙著《从人种学看天山南北之民族》三四页注三五。
10.关于哒势力，可参冯译沙畹《西突厥史料》—五八—一六〇页。其都城在今阿富汗北部。
11.伯恩斯坦所著《六、八世纪鄂尔浑叶尼塞流域突厥人的社会经济结构》，据张之毅《游牧的封建社会》的引文，（《科学通报》一卷八期五三二—五三四页）颇有可商之处。如（一）谓“由于阶级的分化，由于伯克和黑民的斗争，七世纪末时更促成突厥国家的成立。公元六八二元（应作“年”）骨咄禄可汗藉暾欲谷的辅佐，脱离唐朝而独立，突厥汗国于是产生。”则须知突厥立国，早在西魏（五三五—五五七），维时东而中国，西而波斯、东罗马，都与发生外交关系，铁勒、茹茹、哒等被其平服或殄灭，六八二（永淳元）乃其再次（非初次）立国之年耳。（二）谓“在默啜可汗统治的二十余年（六九三—七一六）中突厥汗国加速地封建主义化”，此处亦要避免文字上的误会；早在六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室点密已分藩西方，就我国旧日所谓“封建”而言，则非始于七、八世纪之交。（三）谓“十至十一世纪是突厥汗国封建制度的形成时代”，此处用“突厥汗国”字样，似乎意义太泛，倘指前文六八二年所成立者言之，则约七四二年（天宝初）顷已为回纥等破灭之矣。（四）谓突厥社会之主要特征一为幼子优先继承制；按此制见于蒙古民族，蒙古之习惯，多承袭突厥，吾人固不敢否认六—八世纪时期突厥民族一部分曾流行是项规制，但从隋唐时突厥汗位之继承观之，却未留有痕迹，此亦读史者应该注意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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