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例如《管子·治国篇》“民事农则田垦”，《后汉书》一下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注“垦，辟也”，又贞观二年戴胄疏：“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会要》八八）又大历改行两税时，“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新·食货志》）“垦田”系与“荒地”对立之词，指所占田亩，犹云“见在生产之田”。
47.《北史》误漏“军”字，以后《通典》、《通鉴》承之，《略论稿》却代解为“以其时兵民在事实上已无可别，故得略去‘军’字”，（一三九页）所谓“其时”，不知何指？如指“开皇三年”，则显与十年之令相违，辩详本节正文；盖言“军”者指当兵及授田年限，言“民”者指应役及授田年限。
4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九页。
49.《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一一三至一一四页。
50.《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九页。
51.隋称郎将，贞观始改都尉，谷氏文称“隋代都尉”（八七页）误。
52.《新·兵志》称：“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为求省字，读来不如《六典》之明白。《志》又称：“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又与《六典》不同。番犹轮也，《水部式》：“都水监渔师二百五十人：其中长上十人，随驾东都。短番一百廿人出虢州，明资一百廿人出房州，各分为四番上下，每番送卅人。”由此知“四番”就是分作四人一组而互轮，“五番”是分作五人一组而互轮，余可类推。
53.胡禄，盛矢之器，突厥语作qurluq。觿，解结锥。行縢即裹腿。，大锄。碓，舂具也。
54.《会要》七二作六十万，杜牧只称四十万人。
55.滨口重国曾指出折冲府数系随时增益，见《禹贡》四卷一期谷霁光引《史学杂志》二〇卷《从府兵制至新兵制》。谷氏《唐折冲府考校补》以为各书所记府数互异，系因材料及时代先后之不同，依我个人研究结果，正与彼不期而合。但彼谓时代越后则增设之府越多，却与事实相反；高、武以后，府兵制日趋破坏，府数只有比前越少，焉有反而增加之理。《会要》所谓关中府二百六十一，其余二百八十，合计五百四十一（此据《困学纪闻》所引，今本《会要》有脱误）者，即是修《会要》时所有之数，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者，即是连已废之旧府计之。可见时代愈前，府数愈多。谷氏对《会要》之文，不能深入了解，故结论适得其反。至《新书》《兵志》及《百官志》所记，只抄自唐代史料，又不能以时代为衡也。
56.《新·兵志》作“五十而免”，与《会要》所言相差十年（依《会要》则四十而免），如依《新·志》，则需廿五年而后放出，比之十年放出者亦差额太大，似以《会要》为可信。
57.何云：“直到隋代统一南北，才又为普遍的征兵所代替，”（《史语所集刊》十六本二四四页）当指府兵而言；但唐之府兵，承自隋代，是彼认唐府兵为普遍征兵也。
5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五三页。
59.《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九七页。
60.《旧·职官志》称武安、武成。
61.据《玉海》一三八引《六典》。谷氏云：“所领府数共仅三一九，疑后来增加之数未列入。”（九七页）余按《家传》云：“左右卫各领府六十，余卫领府自五十下至四十七，东宫六率领多至六少至三而已”，（《新·兵志》本之，但文有错误。）数目虽比《六典》略异，但曰“各领”，则左右卫合领之数应为一百二十，余卫准此，申言之，《六典》所记实为三一九之两倍，即六三八，与（甲）表六三四相差只四府，是知谷氏所疑不确。
62.《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九八页。
63.同上书一五三页。
64.谷氏文云：“清代也有人把八旗兵制相当于府兵”，（一一三页）此一观点并不错误。又云：“凡有军府的州，人民便有充当府兵的义务，也便是人人有充当府兵的可能”，（一〇五页）亦能得其一体。由是，吾人对于贞观时崔行为表所云，“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元龟》四八六），又李峤表云，“今之议者或不达于变通，以为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全唐文》二四六），便晓然其意义所在，不致误会为普遍征兵之史料矣。
65.如谓府兵“领域大小，与户口多少也有关系，……再则兵府分布的疏密，可以看出当日军事布置的大概情形”（九一页），又“设府的条件，不独是注重政治中心地带，而且是按着地方形势来定府额多寡的”（九二页），据其分析观之，实难成立。
66.此一条意义本是说，河北如多置军府，则其人须赴京师番上，结果会弄成当地兵源缺乏，故玄宗时不于河北置府。谷氏文却误解为“河北道兵府，是元（应作玄）宗防御奚、契丹增加的”（九一页），与原文恰相背驰。谷之误会似因陆贽疏有“禄山乘北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二语，然禄山所恃者边兵，陆贽之“北重”，非指府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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