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邻关系及其特点
甘州回鹘所处的河西走廊是一片特殊的地域，它既是东西方连接的桥梁和南北两高原的交汇地带，又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整体。其自然和交通条件较之走廊以北的漠北高原与以南的青藏高原，无疑要优越得多。河西走廊中部北部沿着流入沙漠中的石羊河，经黑河下游的民勤和居延泽（今额济纳旗）再折向东行，是通往宁夏、河套以至蒙古草原的要径；南部穿越祁连山脉诸山口，又可通往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内部，大黄山（又名焉支山）、黑山、宽台山把河西走廊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每个区域又有一条较大的内陆河流，成为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它们自东向西分别是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河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这三个流域是河西走廊的主要农业区，所以大一统时期，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郡县“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并往往发展成为“胡汉交往”繁荣一时的国际性大城市。而在中央强势不足的情况下，河西走廊各块绿洲则容易形成割据自立，独霸一方的局面。
甘州的位置正处在这三个主要区域中间的张掖地区，这里相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地处边缘地带，而相对于河西走廊这一弓形狭长带状区域，它又处于心脏部位，沙州归义军、吐蕃六谷部、西夏与辽等政权分列其四周。可见，据有甘州之地，在东西方向，西可控制沙州政权以及西域诸族与中原的往来，东便于与中原王朝交结，合力而构成犄角之势，对周邻政权与势力集团无疑会形成威慑力，达到弱敌壮己的目的。在南北方向上，则掌控着两条最主要的通道，一条是向北沿张掖河（今黑河、弱水）经居延海（今嘎顺诺尔）入北方蒙古高原的大道，另一条是向南经今民乐、祁连、峨堡穿越祁连山谷地进入青藏高原的大道，这条道路至今仍为张掖通往西宁的主干道。不难看出，甘州区域地理位置之重要，具有突出的战略地缘地位，充分利用这一有利位置，是制衡诸政权图谋自身发展的有利依托。
入居河西的这部分回鹘人，因其发现而利用了这个依托，故而得以在河西立足，与诸强争锋达一个多世纪。究其原因，首先，建牙甘州城是其第一个依托点，一方面早期移居于此的回鹘人所构成的群落基础是其落脚于此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其控扼河西走廊东西的有利条件，这也是甘州回鹘无论是建牙前还是一度被打散之后，仍旧要努力在甘州建牙，而没有向南纵深没入南山纵谷。其次，寻求中原王朝的承认是第二个重要依托。当然，在与周边地方、民族政权旗鼓相当，甚至略处下风的态势下，这不仅是甘州回鹘，也是其他各政权试图加以利用以制衡对手的必要措施，这可谓之“东联”。再者，利用其在交通路线上的有利位置，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也是作为一个半定居半游牧民族所追求的目标。
甘州回鹘相对于西侧的沙州政权来说，地理位置处于优势，能够有效牵制住对方，使后者不得不做出多方面的让步，此即“西压”之策。而对其他各方势力，则地理位置之优势便没有如此明显了，只能依其国力的盈衰、中原王朝对其支持的力度以及其他各方面影响（如来自辽的），利用某些潜在的制约因素，因而在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形，形成了“南北争锋”的局面。
甘州回鹘作为一个寻觅栖身之地的外来者，要在河西走廊这块地域立足，从其初来乍到直至政权成立，一直面临着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甘州回鹘政权建立后，亟待寻求一个合适的、稳定的支撑点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即实现一种政治平衡构想的政权间关系，在获得生存空间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尽可能构筑自己的政治核心地位，即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治秩序。从理论上说，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以稳定自身在河西地区的政治地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点，但由于社会格局的复杂多变，这其中又难免产生枝节和变数。
甘州回鹘可以说基本上成功扮演了东联西压、南北争锋的政治角色，在晚唐五代宋初这段中国历史风云变幻多端的年代，自9世纪后半叶到1028年逐鹿河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除了回鹘人的政治意识和素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外，河西走廊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不能不说是一项重要的关键性因素。
甘州回鹘以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积极参与东西方之间、诸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甘州回鹘使者、商旅、僧人的足迹，在接踵于沙州归义军、凉州六谷部等邻邦外，更是西涉波斯、印度、阿拉伯，东抵五代都城洛阳、开封、太原、宋都汴京乃至更为遥远的辽都上京，这些构成了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交往的一大特色（详后）。
四 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
关于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由于传世文献，如两《唐书》、《资治通鉴》、旧新《五代史》及《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的有关记载互相抵牾之处甚多，故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争议。国外学者的研究以哈密顿所列世系为代表：
1．仁美（？～924年），被唐朝封为“英义可汗”。
2．狄银（924～926年），为仁美之弟。
3．阿咄欲（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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