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夜落隔归化（怀宁顺化可汗，1016～1022年在位），甘州回鹘第九任可汗。
11．夜落隔通顺（归忠保顺可汗，1023～1026年在位），甘州回鹘第十任可汗。
12．宝国夜落隔（1027～1028年在位），甘州回鹘第十一任可汗。
13．伊鲁格勒雅苏（1029～1032年在位），甘州回鹘国末位可汗。
第二节 社会经济
一 经济发展与社会演进
回鹘本为一以游牧为主、农业为辅的草原民族，后来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逐步发生转化，虽然游牧仍占主导地位，但已出现由不定居向半定居转化的趋势。在发展游牧业的同时，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9世纪中叶回鹘的西迁，在古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农业发达，受其影响，迁入这里的回鹘人也逐步实现了经济转型。比较而言，西域回鹘经济模式的转化要比河西者为大，前者已由游牧经济转向半农半牧或以农为主，兼营畜牧；后者虽在农业上也有较大发展，但就总体言，游牧仍占主导成分。
河西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战国秦汉以来，一向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驻牧之地，后来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农业在该地区也发展起来。回鹘作为游牧民族，西迁河西以后，虽继承了从事畜牧业的传统，但因受到汉人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深处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渐次熟悉并学会农耕，从而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农业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生活方式也由游牧转为定居或半定居，史籍所谓“其可汗常楼（楼，应为斡尔朵Ordu之音转）居”[31]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根据史书记载，河西诸地的回鹘人所经营的农产品有白麦、青稞、黄麻、葱韭、胡荽等；畜牧业产品有骆驼、牦牛、绿野马、白貂鼠、羚羊角、革、腽肭脐等。
诸多与农业生产生活有关的记载说明，不管是西域的回鹘人还是河西地区的回鹘人，都是农业和畜牧业兼营的，只是农牧业的比例，二者迥然有别，前者以农为主，后者农牧兼重。
二 城市的兴建
回鹘所处的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迁移到河西走廊及周边的回鹘，分散在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瓜州（瓜州）、沙州（敦煌）以及秦州（天水）、贺兰山等地。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其中以进入甘州者势力最为强大。
甘州回鹘在今山丹一带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城市。10世纪上半叶曾随使到中国访问的大食人米撒尔（Abű Dulaf Mis’ar Ibn al-Mahalhil）曾在游记（940年以前完成）中记载说：
出了山谷，又行走一整日，之后，我们俯视了散达比尔（Sandâbil）城，此乃中国京都：宫廷所在地。我们在行进中度过了一夜，次日清早，又起程上路，花费整整一天的时间，直至日落西山，我们才到达目的地。这座城如此之大，以至于穿过该城需要走一天的时间。城中有六十条街道，条条通往宫廷。我们来到一座城门，发现城墙高宽约有九十腕尺。在城墙顶上，有一条河，分成六十股水，每股水流向一座城门，每股水经过一个磨坊，在磨坊下面，流水绕弯而出，再进入另一个磨坊，从该磨坊出来，水就流向地面，其中之一半流出墙外浇灌花园；另一半流向城里，供城中居民用水……［该城］是印度的首府，同样也是突厥人的首府。我进入王宫，看到国王举止文雅，其枢密院人才济济。[32]
这里的散达比尔（Sandâbil），学界有不同解释。冯承钧先生认为，该城似在沙州，中国国王指的似为沙州节度使张［承］奉或曹义（议）金。[33]德国学者马迦特（J. Marquart）经过考证，认为这位中国国王其实是指甘州回鹘可汗，并将Sandabil比定为甘州之山丹。[34]岑仲勉先生据山丹县有著名大佛，结合山丹城以水力利用而著名及八日行程等均与米撒尔所记相合，也同意甘州回鹘说。[35]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则认为Sandabil一名似为阿拉伯讹传之印度城名，如Sindifu、Sandabur之类，中国并无这种地名。然而从马可·波罗之《游记》看，成都府被转写为Sindifu，与此城名相近，而Sandabil又与山丹接近，故而未能下断语。[36]
若就该城规模的巨大这一因素看，将Sandabil比定为山丹有可疑之处，但除山丹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在作为突厥人首府的城市中，再难找到更适合的了，故而这里暂以山丹视之。如果上述推测不误，Sandabil就是甘州之山丹的话，米撒尔的记录可视为10世纪甘州回鹘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力证据。由于该城巨大，以至于米撒尔竟将其误作中国的都城。对于这座城的具体位置，有人认为在今天山丹的大马营，也有人认为在民乐县永固南的马营墩一带。尚待进一步研究。
在回鹘未西迁以前，河西走廊一带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在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迁徙流动的同时。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人迁入这里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与中原、西藏、西夏及东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频繁，而且也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大秦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37]其中史书记载最多的当为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五代至宋，回鹘与中原各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回赐，同时也是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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