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归义军政权曾二度与甘州回鹘和亲，其一是曹议金于天复四年（904年）前娶甘州回鹘天睦可汗之女天公主为妻，其二为曹议金将女儿嫁给了甘州可汗仁美。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王艳明《瓜州曹氏与甘州回鹘的两次和亲始末——兼论甘州回鹘可汗世系》（《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对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过程与影响进行了探讨。出嫁曹议金的回鹘天公主虔信佛教，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对此多有反映，徐晓丽以之为据，撰成《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进行稽考。
甘州回鹘亡于西夏，这是不争的事实，学界论者颇多，至于西夏与甘州回鹘的历史文化关系，近年学界关注较多，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都辟出专节进行探讨。高自厚《甘州回鹘与西夏》（《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李并成、朱悦梅撰《西夏与甘州回鹘》（《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全面阐述了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和战关系，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从文化方面入手，探讨在战场上征服了甘州回鹘的西夏，在文化上又被回鹘所征服这一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
五 甘州回鹘的疆域
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等文认为整个河西走廊都是甘州回鹘的疆域。李萍则认为，尽管当时甘州回鹘的势力十分强大，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对整个河西的统治，凉州和瓜沙地区存在着独立的政权实体，不属甘州回鹘所辖，更勿论鞭长莫及的贺兰山回鹘了。[29]
六 文化与宗教
回鹘由漠北迁入甘州，由于受到丝绸之路文化及周边地区民族的影响，文化上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王日蔚在《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6年）中已对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作过论述，在《简编》及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和《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对此也有述及，尤其是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曾对其进行过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宗教上，甘州回鹘仍以摩尼教为国教，早期回鹘可汗经常派遣回鹘摩尼教僧出使中原，对丝路地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30]但由于受到当地宗教信仰的影响，回鹘人逐步皈依佛教，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对此均有反映，杨富学、杜斗城合撰《河西回鹘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对甘州回鹘的佛教状况进行论述。随着佛教势力的增长，摩尼教僧的地位逐步被佛僧所取代，甘州回鹘不仅派遣佛僧出使中原，而且以之为国使出使瓜沙地区。[31]杨富学近期利用敦煌石窟壁画与写本，著专文对甘州回鹘之文化与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了考述。[32]
七 甘州回鹘与丝路贸易
甘州回鹘地处河西走廊中段，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任。回鹘人迁入这里后，频繁的丝路贸易，成为回鹘经济发展的命脉，故而他们义不容辞地承载起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重任。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如高自厚《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钱伯泉《甘州回鹘国的“国际”关系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北方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论文集》第2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甘州回鹘在中西方丝路贸易中的地位，认为甘州回鹘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交通（一～三）》（《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及1990年第1期）系统地探讨了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近期，朱悦梅、杨富学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撰文指出由于甘州回鹘的维护，使丝绸之路在西夏的威胁下没有完全中断，有时还得以畅通无阻；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甘州回鹘经济的发展，使中原王朝，特别是北宋政权得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产自河西走廊一带的战马，增强了边防实力；回鹘摩尼教徒、佛教徒在中原及沙州诸地的活动，促进了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33]
八 甘州回鹘政权灭亡的时间及其社会原因
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陈守忠《论河西回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认为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汤开建《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则认为应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此年西夏复占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关于甘州回鹘亡于西夏的社会原因，高自厚在《甘州回鹘失守甘州的社会原因——兼论甘州回鹘的社会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研究，认为甘州回鹘社会中的积弊导致了其在与西夏斗争中的失败。杨建新则认为，甘州回鹘是在西夏与辽的夹击下失败的，二者夹击甘州回鹘的原因就在于该政权与宋保持密切的交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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