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事件中，有两件事对德国历史来说是新的，一是女人干政，二是罢黜国王。资产阶级大臣第一次拒绝国王的旨意，只是这个旨意是一位才华横溢女人出的主张。这并不是因为她窃取数百万国库资财为自己购置裘皮大衣，而是她要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这位在德国国王中可以说是最开明的国王，由于过分的容忍终于失败了。
维也纳起义几天以后，柏林爆发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德国人的性格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勃兰登堡人在被迫效忠霍亨索伦国王整整四百年后，第一次奋起反抗，向他的后裔提出一系列要求。不过，柏林人和维也纳人、斯图加特人一样，很愿意继续由国王统治这个国家。确实，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来说，普鲁士的统治是须臾不可少的。
1848年3月18日，一个气候温和的星期六，国王敕令允准贯彻众所希望的宪法。为了对善良的国王表示感激，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皇宫门前。但是不知何人突然开了两枪。究竟谁率先开枪，引起这场起义，迄今仍是个谜。这时，毫无武装的人群被激怒了。人民拥向街头，两小时内修筑了两百处街垒工事。不过胜利的还是武装军队，死亡逾百的是人民群众。
但是普鲁士容克地主到哪里去了？难道不是他们引进军队保护国王？但他们却隐藏在暗处。据说国王获胜了，但他生性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他脑海中此刻想的是他以前的几位英国和法国死在断头台上的君主。他下令撤出军队。这时人群还在向军队掷石块，不过军队还是模范地执行命令撤了出来。国王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宣言中，允诺要满足人民所有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国王站在王宫里，茫然不知所措，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授权军队行动，宣布大赦令，组成新内阁。
国王之屈服投降既不是出于对自己臣民的热爱，也不是出于革命的激情。在普鲁士，国王和人民双方都没获胜。获胜的是普鲁士得到了安定。人们将死尸装上运货卡车，列队游行，在经过王宫时，国王的勋爵张伯伦将桂冠和鲜花洒在尸体上。战栗不已的国王夫妇被劝说走上阳台，这时有人高呼：“脱下帽子！”也正是这一时刻，普鲁士国王向他的子民，已经死了的子民致哀。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群欢欣鼓舞。这一事件并没有造成混乱。在巴黎，在同一情景下，响起雄伟的《马赛曲》，而在柏林，人们唱的却是《耶稣，我心灵中的牧羊人》的赞美诗，这是一首国王也可以一起唱的赞美诗。随后，民兵向国王致敬，为了保护国王，要求尽快召回军队。
3月12日，国王举行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市区列队游行，他宣布一项神秘的决定：“从今以后，普鲁士应解散并入德国。”当时普遍的愿望是普鲁士新宪法可以导致德国新统一，激进派希望建立国联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在柏林一次大会发表宣言是用三种语言以下述口号开始的：“欧洲革命万岁！新世界万岁！”
国王的软弱无力，人民的耐心容忍，这样的国家岂能爆发革命？！
圣·保罗教堂的选举——反革命——一个小丑的反对——没有德意志帝国——逃亡美国——卡尔·舒尔茨和俾斯麦
德国成为人民的王国。由各邦君主派出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应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1848年5月，柏林和维也纳事件发生两个月以后，在礼炮轰鸣，悦耳的钟声中宣布开幕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提出应该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会代表。这是德国人民在两千年历史中第一次将自己团结在一起的代议制。德国人民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一届全德国民议会
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圣·保罗教堂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一开始就背离人民，背离民主，最终被解散了。
圣·保罗教堂，这次大会的所在地，是一座圆拱形的大厅，宏伟的圆柱，有着罗马万神殿的气势，它周围的形势和联邦议会召开常会的王宫迥然不同。现在这两座敌对的建筑物上都飘扬着新旗帜。但是在这座圆拱形大厅中，只有极少数代表渴望建立共和制。大部分代表倾向的仍是旧王朝统治。不过，这两个大会的代表是截然不同的，旧联邦议会几乎全部是由贵族阶层绅士组成，新的国民议会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中心，它是由学者、作家和高级军官组成的。这里是思想家、学者人才荟萃之处；而在旧王宫出席会议的，则是身着朝觐国王盛装，肩章绶带无不金光闪闪的朝臣。历史学家达尔曼起草了宪法第一稿，提交给世袭的国王和帝国大臣。这个国会拥有上议院和下议院，还有普选权。
这一草案遭到普遍反对。奥地利反对，是因为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它将土崩瓦解，失去和它相异的少数民族；普鲁士反对，则是因为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国王不愿充当一国之首；居于中间力量的各邦则出于妒忌而加以反对。出于无奈，于是大会组成一个临时性的帝国政府。可是选谁为这个政府的头头呢？一位思想家？一位逢场作戏的自由派司法家？一位有影响的传教士？在这座圆穹大厅里，所有这些人都能找得到。可是又是谁对自由的德国人民来说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呢？迄今为止，统治德国的是国王，难道能将国王置于众人之上作为第一次选举产生的统治者？结果却选了一位奥地利侯爵！他是1848年的“兴登堡”。因为，当德国人发现可以自己行动，实现自己愿望时，却又担心害怕。正如一个长大的孩子，刚学会走路，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没有在身旁，他茫然若失，困惑不解，又匆忙回到学校去找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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