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却要在法律、谈判、仲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一百五十年以来歌德、康德、赫尔德、席勒、贝多芬、叔本华等德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德国人之间的致命的分裂，思想精神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距离，这些思想始终未能付诸行动。如果说两千年来两三种不同形式的基督教，都不能使德国人放弃对武力的信仰，怎么能设想通过各国派出几个代表，通过开会及一些笔墨纸张，就能作出过去需要通过刀剑才能作出的决定，要求同样的德国人放弃异教徒的思想呢？怎么能使这个尚武的民族接受新秩序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这个民族的最高等级将被蔑视为警察的水平？
这个民族十分重视并以穿着军服为荣，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这种社会哲学心理。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会仅仅由于被强大的协约国军击败而脱下军服呢？德国人常常自负说：“下一回我们将战胜！”然后他们回家再次准备武装。由国联提出的裁军方案只要求单方面裁军，这是战胜国犯的一个错误。其原因众所周知，本书不拟重复。德国必须单独解除武装，这对他们来说是双倍的不能忍受，因为即使普遍裁军这种思想，他们也无法接受。威廉国王写道：“我视海牙决议为粪土”，这句话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德国人的心里话，当然不包括少数思想家或空想家在内。
凡尔赛会议面临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人道的，实际可行的普遍裁军的道路；另一条是严峻的征服者的道路。如果新的国联成员国都同时裁军；英法消除分歧，互相信任；美国停止党派之争，实现第一条道路是可能的，因为总的来说，战胜国没有谋求统治世界的野心。
如果要走第二条道路，将德国式的和平强加在德国人身上，那么首先应该研究德国人的性格，这一点法国克雷孟梭总理最擅长此道。人们必须知道，德国习惯于服从，他们甚至对征服者的冷酷无情，严厉苛刻也感到钦佩。德国人具有神经质的性格，他们往往屈服于对手的威胁，而对对手采取的和解态度，却认为这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
于是就采取了一个中等强硬程度的和平方案，以和解的方式进行。那种认为如果采取温和的和平方式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式的说法，只能出于从来没有研究过德国人性格的人之口。紧跟在温和的和平之后，而没有全面裁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提前10年爆发。白里安（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曾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知道这一点，他对本书作者的一个朋友说，他唯一的希望是为法国赢得30年时间。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会要求武装和报仇的；只有全面裁军和一支国联军队相威胁才能制止德国人实现这个企图。事实正是，面对步步退却的敌人，德国人又开始信心十足起来。他们被禁止拥有的武装，对他们来说，具有神一般的吸引力。
德国被用法律禁止武装10年之后，武装在德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每个政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在这样一个国家中，除了能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之外，还会发生什么别的呢？
官方的帝国军队是各种军队中最小的一支。它们是由参加世界大战的德国将军中最有趣的一部分人建立的。冯·西克德将军就是这些例外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军人中的一个。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普鲁士军总参谋部，它的成员往往有时是半个数学家或半个诗人。这个军人也是一心为了复仇，但他认为这是两军之争，而不是两国之战。他甚至在理论上也主张建立一支小的军队，但在行动上却和哈姆雷特一样，难以下决心。1923年秋，他被推上摧毁正在兴起的纳粹暂时掌握一切权力的位置，但他退却了。后来实际上，是他自己同意让对他怀有敌意的兴登堡取而代之，大权旁落的。
可怜的德国青年，由于不允许服军役，便成群结队地涌向私人军队。由兴登堡亲自指挥的“钢盔队”要比诡称保卫共和国的“帝国旗帜队”更善于伪装，声称这支队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战斗的。但是“钢盔队”也同样，是更强烈的依靠传统聚合在一起的，甚至共产党的“红色阵线”也表现得朝气十足。所有这些组织开始时都既不提战争，也不提胜利，而是强调“合法”。他们在“宪法范畴内”从事违反宪法的活动，以合法为幌子，用暴力扼杀共和国。这是典型的德国人极左和极右分子的目的。“帝国旗帜队”毕竟是合法产生的，它处在中间左顾右盼，感到很安全。每个人都仰慕墨索里尼，但没有人想到进军柏林，甚至当时已兴起的纳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这些军队打鼓吹号在全德国行进时，各种理论观点也相继出现在各种会议上。这些理论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倾向性，即它们的破坏性。除了一些空洞的“新德国”这类词句外，没有任何实际作为，破坏性都不小。他们反马克思，反犹太，反法国，也反欧洲。除了少数秘密的知识分子外，都反对国联和重新和解的主张。与此同时，建立了虚假的谋求国际谅解的民主社团，其中有些人是愚弄法国人的骗子。希特勒发现这些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如何精心策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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