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生命的最后的20年，路德又开始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陶冶活动。40岁时，他开始写词作歌。他把赞美诗用德文写成散文，作为自己讲课的内容，然后再把它们改为诗体。以后又着手圣歌，他觉得世界上简直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东西；他试着用笛子伴奏，请教徒们演唱。
路德性格上的棱角迅速变钝，而同音乐越来越接近起来，音乐成了他逃避内心矛盾的避风港。正是在音乐中德国人找到了自己。他们的一切本性，仔细掩饰起来的困惑，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茫然无着感，都在音乐中得到解除，他们的想象力开始超越国境而进入世界。从来不懂美的含义的路德也就此而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不安因素。他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为了抓住看不见的世界，耳朵比眼睛更有用。
路德，正如他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也把他的内心斗争带到音乐中去。这些斗争始终围绕着什么是优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使他在希望与恐惧中得不到安宁。他从来不嫉妒那些已同伊拉斯谟取得了同等地位的人，他只是寻找自己在不可捉摸的音乐中所缺少的东西。他可以因作品只有格律，没有自由和优美而否定某个作曲家。他认为音乐必须伴有优美的和声，格律必须伴有灵感。从路德开始，德国音乐在世界上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与崇高的地位。因为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在秩序中有幻想，在精确中有魅力，二者在音乐中得到了统一，为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开始创作寓言，把他经常在饮酒时讲述的故事写下来。这些故事在人民中间广为传播，情节生动；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感情和紧张情绪逐渐减退，变得心平气和了。他写的贺词和谜语总是押韵的，栩栩如生的，人们几乎可以把它们画在纸上。在他的晚年，路德成了伟大的讽刺家。最令人惊异的一个特点是，他做什么事都是为了教徒，他从事演说，从事教学，从中找到了诗一般的和谐的生活。然而他对自己私人的幸福与悲哀却从未写下只言片语。
路德与教皇的使节——路德反对自由——衰老
关于乌尔利希·茨温利和加尔文，本书尚未腾出篇幅论述过。他们关于神学问题不可思议的辩论似乎仅仅是围绕着圣餐礼和它的意义，而实际上正是有关信念、种族，特别是性格的迥异而导致了这场辩论。身材高大健壮的瑞士人和有着愉快童年和行动敏捷的法国人都对行动迟缓，从来也没有明确态度的路德心存猜疑，这一切恰恰说明路德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但路德和茨温利还多少有些共同点，这就是音乐。音乐使他们俩离开了加尔文教派。而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体现在两个人身上也是不同的，茨温利这个魁梧的瑞士人，由于会五种乐器，而享受了世俗的温馨，但是对路德来说，音乐是梦想中的，是用以安抚灵魂的。
乌尔利希·茨温利像
乌尔利希·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曾提出废除朝圣的主张，并因其主张与讲道才能被誉为民众神父。
加尔文像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基督教改革运动主要领袖，第二代基督教改革运动最重要人物。他对基督教的解释，特别是他的《基督教原理》，以及为日内瓦制定的体制和社会模式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其他地方和北美的新教。
在农民反抗运动觉醒之际，古老的成年人再洗礼仪式再度复苏，这种仪式是300年前被长老艾克哈特禁止的，而今主要是由手工业工人事前也没有筹划而倡导起来的。参加这项活动的还有那些看到信仰程度有差异和相信非《圣经》启示录的教徒。有些人希望老年人进行第二次洗礼，对财产加以限制以造福于穷人，并且完全根据原始的基督教义行事。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推迟举行洗礼，而在当时要求第二次洗礼意味着一场革命。路德又一次强烈申斥那些实际和他思想有关联的异端分子。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他始终是维护当局，反对革新派的。
在此以前，德皇查理曾想方设法削弱路德分子，希望他们制定一份温和信念的纲领，因为德皇需要保持德国的和平。路德分子后来被称为新教徒或耶稣教，按英文字的含义是“抗议分子”，因为他们曾经在德国国会中提交过一份抗议书。但是由于新教徒的领导人被褫夺了公民权，皇帝难以与他谈判。因此，他就邀请了路德最有名的弟子到奥格斯堡来表白他的宗教信念。这是令人瞠目的场面和令人震惊的胜利。九年以前，也就是这位皇帝教皇的朋友宣布剥夺新教运动领导人的公民权，而现在这位皇帝用了两个小时时间聆听路德弟子论述同样内容的新教教义。
当已成为新教徒的贵族和各个阶层人士组织一个以小镇为命名的斯玛尔卡尔迪联盟，引起外国普遍注意时，德皇采取了第二个和解的姿态。他向这些异教徒派了一个教皇使节，试探路德能否出席教会理事会。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梳洗沐浴了？”维滕贝格的一位理发师问路德。
“我要迎接教皇的使节，因此必须把自己装扮一番，使自己看上去年轻一些。好叫那位使节寻思，路德，这个坏蛋，这么年轻，他已经干了多少坏事，他还能干多少坏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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