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博士先生，你穿的难道是最好的衣服吗？你这样的穿着，也会引起他的不悦的。”
“我故意这样做的。对付那些毒蛇和狡猾的狐狸，你必须这样做。”
根据这位理发师的报告，在这番谈话以后，路德在见这位使节时态度傲慢。与此同时他还发表反对沃尔姆斯敕令的文章，并将敕令的撰写者比作是公猪。路德真是既幽默又勇敢，就好像坐在他对面的就是教皇本人。
但是为了顺从世俗当局，他变得越来越反动。“如果世俗当局说，2加5等于8，那么你必须相信，并且认为自己的算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必须认为战争和刀剑是英雄的行为，虽然它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和造成巨大的损失。战争将被证明是神圣的，不可少的和有益的，就像人们需要吃饭和饮水一样。”如果有人问他这种说法的道理，他会引经据典的拿出《圣经》给你看，那里只提到世俗当局，而丝毫也没有讲到教皇、修道士和修女。他如此歪曲他心爱的教义，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可能的，因为他希望服从国家。
学者们以前曾经宣布过，世俗当局是邪恶的，对灵魂的拯救是危险的；但是路德现在吹嘘他是第一个让德国人相信，贵族也可以为上帝服务。这样他就把卡尔大帝曾经从封建贵族手中夺走的精神武器又还给了他们。他还解释了他为什么必须超脱国家事务，而让那些贵族们来干。他再一次强调，新教徒贵族应该掌握由他们的祖父侵占而在他们的父辈手中丧失了的权力。他反对所有受到欢迎的争取自由的愿望，为“皇权加祭坛”的政教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即牧师支持皇权，而牧师又由贵族和容克大地主遴选的原则，这是以后普鲁士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三百年后，新教徒被称之为“有限主体思想宗教”，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它的缔造者路德的思想特点。
路德在忠于国家和政权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竟然同意一个热烈赞成新教的黑森州教授重婚。在这种情况下，教皇的权限也仅限于允准他离婚，而不能允许他重婚。但是路德为此辩护，并说《圣经》也没有规定禁止重婚。不过，路德坚持这件事必须保密。当这件事最后终于公之于众时，群众为之哗然。在当时，犯了重婚罪的这位教授是可以处以死刑的。路德过去曾经在浸礼教徒中为反对重婚而斗争过，而现在，同一个路德却主张重婚。德皇对这一切报以微笑，并且很快的从中捞取政治资本。
路德就是这样在晚年时仍然在恐惧和挑战，在服从和自信之间痛苦地挣扎。
此时，整个德国北部已成为新教的势力范围，但是围绕新教的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却已死气沉沉，而位于这个新教中心的年迈的老人早已失去了势头。讲学、布道、注释《圣经》、翻译、演说、争论，这种种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成了一个政党的领袖、委员会主席、编辑，而他一度类似一位新教的创始人，当时德国有四到五个宗派，相互攻讦，没有一派有位真正的领导人。路德放弃了他过去捍卫过的主张。过去他曾公开赞扬过犹太人，现在却突然将犹太人作为嘲笑的对象。他否定过去自己曾经积极参加过的关于艺术的争论。
到了晚年，路德将他的怒火和嘲笑都对准了德国人。他写下了下述的一段话，他对德国所持的批判态度只有歌德和尼采可以与之相比：“这个国家没有救了。每个人固执地各行其是。一旦我撒手归天时，情况将十分糟糕，我并不想预言我的声明将成为现实……这个野蛮和兽性十足的国家，这些可怜而又怙恶不悛的畜牲，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他的晚年生活不十分愉快，一个孩子死了，自己又因为结石旧病缠身，阵阵作痛。但是他继续写诗。他给他妻子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信，其中一封信说：“我至亲至爱的家庭主妇凯瑟琳娜·路德太太，女博士，养猪场的管家以及所有可以表彰她的技能”——她从她弟弟处接管了养猪场，后来在她治理下办得十分兴旺。他临终时是一个深夜，他在病榻上对他的祈祷者用他从小就在这个城市学习的拉丁语留下死前最后的一句话，而不是德语。传教士弯腰俯身用嘴贴着他的耳朵问他，是否还坚持自己的教义。他以十分清晰的声音作了肯定的回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一个违背自己意志的革命者。这个人是如此坚信他内心的看法，当需要他证实自己内心的信念时，他从未动摇过。这个强劲和勇敢的上帝之子命中注定要成为德国人民的领导人，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还没有过自己的领导人，他们要背弃的是传统的王朝统治者。当路德看到，思想能转化为行动，信念能转化为愿望时，不禁大惊失色，就像一个孩子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擦亮一根火柴温暖自己，突然刮来一阵大风暴，把整个森林燃烧起来一样。由于天性和从小受到要敬畏长者的教育，他现在过于驯服，就好像要赎回自己没有犯过的罪恶一样。早在修道院时，他就经常为一些事情而谴责自己，而实际上不过是自我的恐惧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推上了生活的顶峰，他竭尽全力把自己无意追求权力的双手拱让给被他称之为“毒蛇和狐狸”的贵族。
在国家和权力面前，路德背叛了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成为德意志悲剧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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