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的悲剧开始了
这些日耳曼贵族，容克地主的先驱，是勇敢的。他们知道如何去死，他们不惜牺牲。但是起初效忠领袖只限于在战场上，后来，效忠的内容改变为要求战利品或者所谓的封地，也就是说，要求财富了。让那些不答应贵族要求的首领倒霉吧！他们是他的剑，他的矛，他的匕首，他不得不担心这些被他看成武器的人会反过来反对他。中世纪日耳曼国王与首领之间的历史充满了诸侯阴谋篡位造反的故事。为什么日耳曼人对效忠不渝并且直至今天一直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其理由在于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真正忠诚的人是罕见的。日耳曼贵族家庭的历史是一部血腥残杀和背信弃义的历史，以后他们日渐稳定下来，残杀就日渐减少，而讨价还价，谈判就日益增多。为了把自己的权力传给儿子，他们经常担惊受怕，有时不让步，国王的私人回忆录里充满了悲哀怨恨。的确，这些国王常常表示愿意到民间去寻找安宁，而后来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也就是这些古时诸侯的后裔，却挑战似的把所有其他阶级都掌握在他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今天。
缺乏统一，不仅构成了日耳曼历史的悲剧，也使这部历史充满了魅力。这一弱点，来自日耳曼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即使在历史的早期，也表现出了它的严重后果，它要求每个亲王对自己的家族负责，而同时少数亲王又要对整个王国负责。因而新的法兰西国家遭到不断的分裂，再分裂，开始是克洛维斯，后来是他的继承人。分裂削弱了这个国家，也推迟了它的统一的来到。
在部落家仇斗争与分裂的纷争中出现了一位勇敢的王室总管家，他自己宣称为国王。但在他冒险地发动“政变”前，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曾向那时即以教皇自居的罗马大主教打听过，对一个只知享受，漫不经心，无所事事的国王他应该做什么。那时的情形不像今天，少数留下来的君主，被独裁者或大臣们像傀儡似的保护着。
教皇查哈里意识到与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结盟，对于他未来的一千年之内的接班人来说，可能具有无可估量的好处。查哈里决定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问题作出答复：新领导人丕平必须由教皇赐予涂油礼。
这里我们看到了德国悲剧的开始，它曾是如此严重地损害了日耳曼民族。自愿服从教会力量，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就是如此地放弃他们的权力的，这样就在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来自日耳曼人灵魂的深处，而且从此永远消灭不了了。
丕平只不过是许多接受教皇涂油礼中的一个，他谎称：“我并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而只是以圣彼得的名义外出去作战，因此我的罪孽也许可以得到宽恕。”这是典型的日耳曼人的自我利益和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丕平就是用这种充满感情的歉意来为他的“政变”辩解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日耳曼人的心里话，为他们的暴行冠以美丽的辞藻。告诉条顿人一个神圣的目的，让他们望一眼挂在刀剑上面的救世主像，他们将立即感到自己成了圣·米歇尔。（《圣经》中庇护以色列人的大天使。——译者注）即使在掠夺别的民族时，他也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崇高的，从此丕平成了一千年以来德国德高望重的征服者。甚至今天的德国人还在利用上帝、荣誉或国家的名义，从事他们的口蜜腹剑的活动。
第一卷 统治世界之梦
从卡尔查理大帝到古腾堡（800—1500）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歌德
查理大帝和文化精神——持刀剑的基督——皇帝的继承人查理
查理大帝（742—814）是日耳曼三四个具有才干的统治者之一，是他，第一个向往世界帝国，这是无数日耳曼人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是今天再次占领了他们心灵的梦想。这一梦想不时诱使查理大帝开始征战邻邦，一再获胜。然而，虽非他本人所愿，他却是日耳曼民族分裂的种子，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法兰克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犹如一千年以后的俾斯麦，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只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身上，而且在8世纪，日耳曼民族的文化知识尚处在非常低下的水平。关于查理的历史虽然只有很少文字记载，然而对子孙后代还是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们可以想象，庄严的法兰克国王正襟危坐，努力学习，掌握了读书本领后，他开始试图书写类似德文文法那样的东西。当他的艾克斯拉沙佩勒宫廷用优美的拉丁文装饰起来后，他已收集了不少古老的日耳曼民间传说，记录了一些日耳曼历史。圣·博尼费斯等其他大人物从来不和稍微脱离教规的人说话或共桌进餐，但是查理大帝在穆罕默德侵略法兰克后不久就给哈隆·阿尔·拉西德写信和送礼物去，在偶然的戎马倥偬间隙，他常常说，“让我们做些使今天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吧，不要让别人指责我们白白浪费光阴！”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责任感和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日耳曼人享有过的威信。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这样的话比任何战役更有生命力，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和足以使后辈仿效并得到鼓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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