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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104)

  法部及审判厅是鼎革前癸、甲进士的另一聚集地。民国成立后,人员有出有进。参事麦鸿钧,实缺郎中冯汝琪、刘敦谨,实缺主事吕兴周(后在吉林任检察官[151])已不在部。徐谦、张家骏、冯巽占、龚福焘、郑言等人或在司法部、或在平政院,保留了原来职位。徐谦曾两次出任次长,民元时以次长主持部务,尤与鼎革之际的人事变迁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进士馆最优等毕业的徐彭龄、陆鸿仪,以及留日毕业的刘远驹、杨允升等癸、甲进士亦均入司法部任职(详表6-17)。

  值得讨论的是,从学部到教育部的转变中,癸、甲进士的剧烈人事变动。从表面观察,清季学部中曾任实缺的癸、甲进士有陈曾寿、王季烈、恩华、杨熊祥(后外放江西南康知府)、李景濂等人,并不算多。但从深层次看,学部的图书编译局等部门实际上聚集了近二十位癸、甲进士,当然主要是翰林。袁嘉谷、杨兆麟曾相继任图书编译局局长,后来外放,自是不说。此外,据胡骏日记所载,当日调学部行走的癸、甲进士还有王寿彭、陈云诰、史国琛、水祖培、林志烜、徐潞、张恕琳、王慎贤、林世焘、胡大勋、高毓浵等人。[152]此外,章梫、商衍瀛、金兆丰、狄楼海等人均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详第七章表7-1)。迨鼎革前后,陈曾寿、王季烈等实缺郎中先后挂冠而去。民初教育部成立后,由于蔡元培、范源廉、董鸿祎等趋新人士掌管教育部,癸、甲翰林、进士在其中几乎绝迹。所以,虽然汤化龙、梁善济于1914~1915年一度分任教育总长和次长,但癸、甲进士在教育部却无几人。

  表6-17 1915年第2期《职官录》所见癸、甲进士京官题名

  表6-17是1915年的癸、甲进士京官名单。虽然其中少数人来自前清外官和谘议局,但绝大多数是清季中央各部院中的癸、甲进士。内中除了少数出身翰林外,绝大多数是部属出身。考虑到此表仅统计1915年夏季之时的京官名单,然1912~1914年曾任京官,其后外放、辞职、去世的癸、甲进士亦不乏人,在1915年之后又补京官的癸、甲进士更是所在多有,而且有的清季实缺京官在民国后做了外官。[153]所以,对照清季曾任京官实缺的癸、甲进士名单,可以得出几点认识,首先,整体上看,辛亥鼎革前后,虽亦不乏挂冠而去、不仕民国者,但各部司官中的癸、甲进士大多数在民国继续出仕。其次,从各部的情况看,度支部到财政部的转变过程中,癸、甲进士延续最大;邮传部到交通部次之;法部到司法部又次之;由于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鸿祎等趋新派掌管,原在学部兼差的癸、甲进士几乎全退。

  州县丢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翰林与部属也颇受震动,但总的说来,尚身处和平环境,然而守土有责的州县官,处境就大不一样。前文已述,鼎革之前,癸、甲进士实任司道府州县官者,足有一百数十人(详表6-7、表6-8和表6-9)。但经过革命的省份,官场多进行了大换血,因此癸、甲进士中州县官大多数丢官失业。故整体来看,癸、甲进士中的外官,在鼎革之际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亦有数量可观的“失业”者随后重新“上岗”。

  鼎革之前,袁嘉谷、郭则沄、杨兆麟在浙江分任司道府实缺,王寿彭任湖北提学使,方履中、邵章分署四川、奉天提学使,郭宗熙任吉林交涉使,刘谷孙任甘肃提法使,杨熊祥、王彭、张铣均任实缺知府。革命过程中,诸人基本都遭遇了丢官甚至“逃亡”的命运。王寿彭身处武昌,自不必说。新疆焉耆知府张铣死于革命暴力,最为惨烈。[154]奉天、吉林大局尚稳,邵章、郭宗熙境况稍好。身在浙江的袁嘉谷、郭则沄和杨兆麟均在独立后离浙。

  袁嘉谷于八月二十四日在湖州听闻武昌失守,八月二十八日回到杭州,九月初一日到谘议局开会。其时谘议局议长癸卯科进士陈黻宸、副议长甲辰科进士沈钧儒及大部分议员均主独立,陈黻宸负责劝说巡防营协统贵林放弃抵抗,沈钧儒负责鼓动巡抚增韫赞同独立。[155]九月初三日,袁嘉谷面见增韫商议对策,感觉“无用兵之力,亦无用兵之理”,竟无解决之术。九月十三日上海失守的消息传至杭州,风云更紧,袁氏顿觉“满街愁惨”。这时,他亦附和和平独立。所以,当十四日在巡抚衙门聚议时,绅士数人“均有难言之隐”,袁氏虽自知下策,仍“主张剪发,改中华国,用黄帝纪年,以消众谋”。不料当晚抚署被焚,杭州城全归民军。十五日袁嘉谷即命夫人携眷先赴上海,次日袁氏亦抵沪会合。[156]陈曾寿于八月下旬护眷自武昌抵上海,后来说“各省逃官”皆集于沪。[157]袁嘉谷也是其一。

  不过,虽然在革命中丢了官,但上述诸人都是癸、甲二科中的佼佼者,鼎革之后,除了刘谷孙和去世的张铣,其他人均仕民国,且多能左右逢源。郭则沄、邵章、杨熊祥、王彭后来皆任京官。方履中任四川道尹。郭宗熙鼎革后再仕吉林,宦途颇显,官拜吉林巡按使。袁嘉谷和杨兆麟均当选议员。

  与此同时,在革命洪流中,癸、甲进士中的上百名实缺州县丢官者更多,并有人不幸死于兵乱之中。癸卯科湖南进士黄兆枚,原是吏部主事,在辛亥年吏部被裁后,改官直隶州知州,分发安徽,不料甫至即遇革命,痛吟“得官偏遇国亡时”以归。[158]与黄兆枚尚未补缺不同,其同乡同年黄纯垓系直隶交河知县,逊国诏下,颇有亡国之痛:“鄂变发生,各省响应,曾不数月,遂致国体改易,三百年之帝统,四万里之领土,一旦倾覆,亡也忽焉,哀哉此祸,亘古未闻。余官虽微者也,当此覆地翻天,朝社奇变,岂能漠然视之,而不一动于中也乎。”又云:“新旧代谢,士夫倾向,人各不同,余亦自有志耳。今逢岁除,而辞位诏下,报纸传到……今日何日,盖故君之思,亡国之痛,大清已矣,有心人念此,无穷期矣。余独何心,能不悲哉。”[159]不久,交卸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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