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清末新政开始后的科举改制包括相互配套的两个方面，即科举考试新章与进士的“新学”教育，其相对完整的图景尚不清晰。科举改制在乡、会试中的具体实践，诏开进士馆的曲折及进士馆的实际运作，尤有认真清理之必要。在比较恰当认识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考试实践及其困境所在、朝野反响之前，科举与学堂的关系，科举改制对士子的影响以及士子的回应，改科举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改科举到废科举的历史转变，仍有不小的讨论余地。
进言之，从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群体，值得特别关注。此辈大多中学已有根柢，并略识西学，经由策论及第，知识结构里有中有西，整体看来，与此前的进士群体已然不同，而与剧变时代中西新旧杂糅胶着的时代特征正相吻合。由于新进士学堂教育的新制，许多癸、甲进士有了在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的经历，不少人更赴东西洋游学或考察。如此新政改制，使诸多癸、甲进士成了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包括游学）肄业生。
不仅如此，癸、甲进士在清末最后几年亲历了废科举、改官制、预备立宪的新政浪潮，随后又见证了从帝制到共和的千年未有之变。民初政局纷扰，思想日趋激进，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激烈反传统。此后三十年，又有外敌入侵和两度“改朝换代”的剧变发生。
那么，在中国这一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士大夫传统的国度，癸、甲进士作为最后的士大夫精英群体，其在清末民初的剧变时代有着怎样的调适因应和浮沉进退？其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与文化变迁产生过什么影响？在此过程中，该群体又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和转型？最终命运若何？这些均是意义重大但纷繁复杂的问题。探讨这些相关问题，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清末民初政治、教育和文化的递嬗与转型。
二 既有研究
百年以来，学界有关清代科举的研究成果，足称汗牛充栋，即针对清季科举制变革的研究，亦可谓硕果累累。研究主要集中在科举制度述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的原因、方案、过程与社会影响方面。以下大体分1949年之前、1949年至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至今三段，就既往研究成果试做回顾。
1949年之前的清代科举研究
1905年科举停废后，在最初十几年中，虽不乏针对科举的评论与反思，亦有复科举的言论甚至行动，[6]但直斥科举为流毒的声音甚盛，严格的科举研究尚未开始。至1920年代，情况悄然发生了改变。1925年，清季重臣瞿鸿禨之子瞿宣颖在“老虎总长”章士钊主持的《甲寅周刊》上刊出《科举议》一文，公开为科举叫好，甚至主张开特科乡试、会试，并拟出具体办法，随即引发了诸多讨论。[7]1926年，心理学家张耀翔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一文，以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所刻清代两万多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并提出“科举为智力测验”等观点。随后针对质疑，他又在《晨报副镌》上发表《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继续发挥见解，颇有为科举平反的意味。[8]
随着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构想开始付诸实践，行使考试权的考试院遂告成立。政治现实的变迁，无疑促进了科举制的研究。1929年，邓定人编著出版《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虽篇幅仅82页，但确有筚路蓝缕之功，内中考试制度废止之原因及其批评一章，对清季科举制变革有所论及。[9]此后，意欲了解科举制度的社会需求逐渐扩大。于是科举出身的前清进士、举人陆续推出有关清代科举制的著述。
1931年，科举出身的章中如，鉴于世人对清代科举已不甚了了，遂出版《清代考试制度》一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清代科举的各级考试及各类题型。1934年又编著出版《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颇有影响。[10]1932年，光绪戊戌科翰林、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出版《清代殿试考略》一书，专门论述清代殿试制度。[11]几年之后，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光绪戊戌科翰林吴震春，亦受北平《教育学报》邀约，从“科举二字的意义”、“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科举制度中考试的情形”、“科举时代士人的出路”四个方面，撰文介绍清代科举制度。[12]
邓嗣禹于1936年出版专著《中国考试制度史》，详细检讨历代考试制度，尤详于明清二代。书中一则称：明清考试“方法之严密，不惟足以冠古今，亦并足以法中外”；再则谓：“中国考试，已千有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覃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丛生，要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但同时亦反思清代“乡试、会试，重头场八股文，而轻视二、三场；殿试、朝考，舍文章而重书写，是皆舍本逐末，虚张声势，过于重形式而忽略实际”，将科举停废之原因归结于八股文之反动与外患之刺激。[13]邓著为此期考试制度的代表作，后来多次重印，海内外影响甚大，其对清代科举制利弊以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讨论，亦颇具启发。
此期必须注意的是，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国闻周报》连载8年（1929～1937）的掌故名作《凌霄一士随笔》。以往研究者或许因它既非论文，又非专著，故并不将其看作清代科举研究的重要成果。其实，徐氏兄弟熟谙掌故，搜集利用大量的日记、书信、年谱、笔记、访谈材料，欲为研讨清史之一助，因国民政府考试院、监察院之设，尤聚焦于科举、台谏两项固有制度，故对清代科举的诸多方面做了叙述、考辨与分析，对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朝考及部分进士的情况，均有涉及，为深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14]可惜后来的科举研究，对该书成果的吸收尚不够。同时，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虽系小说，实含有颇多科举掌故，甚有见地。杨国强新近的论文就引用过该书对“官卷”的精辟解释。[15]此外，癸卯科翰林郭则沄的《十朝诗乘》，涉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史实与评论，亦颇不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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