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郭则沄的答卷长于史学掌故，对府兵、募兵的历史沿革着墨甚多。钱振锽则考论管子相齐称霸的时间和史事，指出“以管子之才，齐国之富强，桓公之信任，必十八年而军政始成”。这与其他人隔空发论，颂扬管子变法成效立竿见影的观点大为不同。[69]
其他四道题存留的答卷较少，但取中各卷也大体呈现持论须新警、亮点要突出的特征。
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被视为“新学新知”引入科举考试的体现。由于题目的预设和导引倾向较浓，[70]而士子“新学”尚浅，故答卷不甚可观。第一道游学如何有益无损策，暗含的意旨是游学之举不可因噎废食。《会试闱墨》和《朱卷集成》中存留的答卷几乎都切中此旨，只不过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则尚有同异之处。
周蕴良认为“深通经训，志趣正大，年在二十以外三十以内者，方为合格”。祝廷华说：“归国年限，则宜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俾不至淹久异地，习种种恶俗，生种种妄想。复由出使大臣刊订条规，申明例禁，使无参差紊乱先后迟速之弊。”[71]郭则沄建议：“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始准游学，远者限以五年，近者限以三年，俾于政治技艺各专门之学殚心考求，著为日记，年满归国，以日记之优劣为赏罚。”[72]以二十至三十岁划线本就不无可议，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以日记之优劣为赏罚，均属空谈难行，显示诸人对游学和西学的理解还甚隔膜。
金兆丰主张“随其天资学力，优者期以三年，稍钝者或期以五年，回国考其文凭，量才器使”。高廷梅亦建议“以三年以外得有卒业文凭者为合格”。上海人朱寿朋所言较他人详尽：以重中学、定出身以固其质性，“至于年例，其就出游时言之欤，则当在中学普通以后，必不可在髫龄也。其就留学时言之欤，则学术繁简不同，学年迟速亦异，宜令出使大臣按学中年例先后咨回，既无中途辍业之忧，亦无靡费久淹之虑”。班吉本担忧“他人积数世之传授而成一法，积数十年之心力而精一艺，而学之者必欲毕业于数年间。堂且未升，安问入室”。因此他建议：“选朴实之童，求聪颖之子，纳之书院之中，训之以廉耻，教之以忠义，使之幼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物而思迁焉，然后送之邻邦，躬亲其事，习见其器。远者二十年，近亦十数年。出使之才，翻译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备之才，舍游学其焉储之。”[73]眼光长远，循序渐进，不慕速成，意非不美，不过实行起来亦甚不易。
此外，杨兆麟建议学堂中设理学科，资遣游学前，必习理学以晓然于纲常大义，而年例限制方面则“幼童不如通人，未仕不如已仕，庶僚不如亲贵”。[74]王鸿翔亦拾《劝学篇》“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之唾余，主张遴选“通人之有守及亲贵之颖异者就近派往日本，由使署延东西名宿督课，听其自占一科，第当责其学程，不复拘以年限。有事给假，仍往卒业。优其廪膳，核其功过，学成回华，量才录用”。[75]不入学校，而由使署聘师督课，有事给假回国，何能推广收益。
叶景葵的对策有所不同：“其往也，必使受汉文之教育，选志行敦笃、趋向远大之士，宽其年限，优其经费，尽其保护，密其考察。其归也，验其文凭之高下，而试之以事，授之以官。使游学者乐致用之可期，不至虚耗岁月，误入迷途。”不过，他认为“此犹治标之言”，盖“一国之教育，必先就本有之宗教社会风俗政治确定宗旨，而后精神立、国体尊。其于学也，千条万派以赴之，而不离其宗，故学于他国也可，学于己国也亦可”。[76]立论稍异时流。
总之，令没有出洋游学经历的士子为游学防弊建言献策，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与其指责士子策题答卷空疏雷同，不如反思科举改制中各国政治艺学策的命题问题。当然，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是取中与否的最关键因素，故就考试结果来说，二场策题的影响有限。
次年甲辰恩科，二场策题仍改观不大。第一道策题问学堂教育宗旨有三：陶铸国民、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何者为急。合观会试闱墨和朱卷集成及第六房、第十三房同门墨卷中所存答卷，除王季烈称政体已善之国（意谓立宪国）以陶铸国民为急，政体有待改良之国以培养人才为急，[77]段国垣以人才为急外，[78]其他答卷虽然内容不无差别，但结论几乎均以陶铸国民为急，真有千手雷同之感。虽亦不乏张茂炯其人，可以扼要述论19世纪欧洲战争及和约的历史，对日本雇用客卿的史事亦能侃侃而论，[79]然能如此者实不多见。况且此亦仅限于东西洋近代史而已。当然，考卷是一回事，能否考中，则要看考官如何校阅去取。
三 校阅取中的程序、标准与内幕
科举考试凭文取中，故考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科会试考官有何特征？同考官如何阅卷、荐卷，主考官如何取中、排名，有否标准？标准为何？较前有何变化？下文用癸卯、甲辰两科同考官日记、内监试日记、主考官书信、朱卷等材料，讨论以上问题。
考官构成
早在戊戌年废八股、改策论时，即有一种声音认为，骤改科举，不惟考生无所适从，即考官亦难其选。[80]然而，一心改制的张之洞不觉其为问题，面对“主司罕通新学，将如之何”的质疑，他论辩道：“应试则难，试官则易。近年上海译编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数十种，切实者亦尚不少，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且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覆阅，尤非难事。”[81]据数十种编译新书即可考校衡文，张之洞的说法大胆得近乎荒唐。辛丑年四月，河南巡抚于荫霖仍担心骤改科举，考官乏人：“今以不习天文、地舆、兵法、算学之主司，而使之主天文、地舆、兵法、算学之文衡，势必以绚烂奇异者为工，而所取非浮夸诞妄之人，必剿袭剽窃之辈，求真才而才愈不可得。”[82]不过，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考官相对熟悉，考试亦以此为重，所以考官也能勉强胜任。而对于考官的选拔和配置，在考差制度的规约下，清廷也力图简派相对趋新的人选，于是主持兴学的管学大臣赫然列于两科会试总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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