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省考生数、中额与中率
清代会试分省取中之后，各省的中额多寡不一，多者20多名，少者10多名，最少者仅数名。[152]每科各省中额临时钦定，取决于两个因素：该省历来之文风高下和当科的人数多寡。前者体现为各省的“预期中额”，比较固定；后者则变动不居，如遇战乱或其他变故，人数更是颇为悬殊。晚清同、光以来，既有战争时期，又有多年和平岁月，更有最后两科借闱河南的特例，故将历科数据加以统计，可以据此观察和分析晚清会试分省中额的状况和分配原则。
从表4-8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在同、光两朝的19科会试中，各省中额并非“通常不变”，[153]而是围绕一个固定数值上下浮动。该数值接近表4-8中的“高频值”，可以称之为各省的“预期中额”。（2）预期中额之多寡，代表着文风之高下，可据此分为大、中、小省：江苏、浙江、直隶稳居前三，江西、山东、福建紧随其后，均在20以上，为大省；河南、安徽、广东、湖北、四川、湖南、陕西在14～17之间，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山西、甘肃及八旗、奉天、台湾为小省。（3）除河南、奉天、广西外，各省中额的“最小值”普遍与其“高频值”差距颇大，说明战争或其他变故期间，某省考生人数明显少于往常，其中额据入场人数酌定，必然远低于该省的预期中额。（4）各省中额的“最大值”普遍与其“高频值”相差无几，说明即使某科某省考生人数较往常多出不少，其中额增加的幅度也甚为微小。比如光绪戊戌科考生人数多达7875人，但各省中额也不过“以三科比较略有加增”。[154]
表4-8 同治、光绪两朝19科会试（1862～1904）分省中额统计
具体到癸卯、甲辰二科，大抵亦据各省的预期中额分配，而无一省超过其预期中额。癸卯科大多数省份与其预期中额持平，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四省缩水1至2名，而尤以满洲、汉军八旗减额为多。至甲辰科，各省则一律缩减中额。
不过，考虑到科举改制、条约停试、借闱河南的特殊情况，癸卯、甲辰二科在中额缩水的同时，各省考生人数也有不同变化，所以分省中率，亦即各省举子考中的难易程度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表4-9即是该情形的反应。以癸卯科为例，对比此前诸科，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旗人名额缩水而取中率反而大升。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满洲八旗的取中率在5%上下，蒙古、汉军略高，但多在8%以内，且人数较少。所以，从会试取中率看，旗人并无特权。由于《辛丑条约》的影响，京旗人员被看作北京土著，[155]五年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故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人员均属各地驻防。所以旗籍考生人数大减，满洲八旗从约180人减至64人，蒙古八旗从约40人减至21人，汉军八旗从约80人锐减至13人。结果是，虽然满洲、蒙古、汉军的中额分别缩减至6名、3名、2名，其中率却分别飙升至9.4%、14.3%、15.4%。
（2）直隶的“反常”情形。直隶为清朝第一省，若以今度古，理应在会试中“占便宜”。然而，事实却是，虽然直隶中额排前三，约24名，但一则举人多，二则赴考路近，所以同、光年间历科考生人数牢牢占据全国首位，多则近800人，少亦达658人。故直隶此前诸科的取中率仅略高于3%，约三十人取一，可与广东并列全国倒数第一。迨癸卯科，既因直隶天津、保定等府部分士子停考，又因借闱河南较前路远，以致考生人数暴跌至468人，而中额仍为24名，所以取中率升至5.13%。山西亦有停考地方，考生人数也有所减少，故中率略有升高。
（3）东道主河南人数多而中率最低。癸卯科借闱开封贡院，所以河南举人高达438名，仅次于直隶，以致河南的取中率降至3.88%，为癸卯科各省最低。陕西、甘肃此前取中率多在8%以上，高居各省之首。此次赴河南考试，较入京为近，所以入场人数反而较前稍多，而取中率也略有下降，不过，仍排在全国前列。
（4）江浙、西南各省人数减少而取中率多有提升。由于借闱河南，江苏、浙江、安徽（虽然邻省）考生均较此前为少，虽中额减少1至2名，而中率却有所提升，浙江尤为明显，其举人考中的机会更大。广东、广西、贵州考生亦减少，中率亦升。此外四川、两湖、江西、福建等省变化不大。
遗憾的是，暂未找到甲辰恩科各省考生入场人数。不过，甲辰恩科考生总数为5410，较癸卯科多出147人，仅增2.8%，中额却缩减30名，下降9.8%，因而取中率减至5.11%。该科各省中额普遍较癸卯科缩额1至2名，所以分省取中率自较癸卯科均有下降。
必须指出的是，在分省取中的规制下，虽然天下举人一同会试，但每科各省中额临时酌定，所以某个举人能否考中，取决于其本省考生内部的竞争（类似当下高考）。中额及名列前茅者的多寡，才显示各省文风之高下以及会试表现之优劣。
李林据进士题名录及曾重凯的研究数据，统计了癸卯、甲辰二科各省进士人数及其占该科总人数的百分比，并据何炳棣的研究数据列出了清代各省历科进士总数及其占清代总进士数的百分比。在比较两组百分比后，李林发现“河南、山西、陕西这三个内陆省份，癸卯、甲辰科进士数占据该科进士总数的百分比均低于其清代平均水平，而福建、湖北、安徽、广东、四川、湖南则刚好相反”，于是就讲这一变化“说明在从全考经史到加试西学的科举改制中，沿海及通商口岸，以及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其士子在接触吸收西学方面相较内陆学子有近水楼台的优势，故两科会试表现相对较佳”。其实，各省进士人数比重的变化与最后两科会试的表现没有关系。如果要说明沿海及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士子在科举改制后的会试中表现更好（其实不需证明，科举改制之前亦表现更好），应对比同一省内来自“发达”和“落后”地区士子的不同表现。所以，在同一张表中，江苏、浙江、直隶、山东四个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省份，其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所占当科进士总数的百分比，也低于其清代平均值，李林却“视而不见”。相反，他又发现更是落后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奉天”，其最后两科进士百分比，却都高于其清代总体平均水平。于是又说“这应是人为调控中额以保证落后地区士子中式机会所致”。[156]既误读统计数据，解释也自相矛盾。这提示出，既要首先统计准确数据，更要理解其代表的意义，也须尽量警惕“过度”分析数据。同时，对比清代总体数据固然必要，也可看出一些趋势，但若不对比考察科举改制前几十年的情况，仅据几百年的“大数据”而谈癸卯、甲辰二科的特征，难免空疏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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