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身处此境，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学员不无钦服，甚至有战战兢兢之感。章宗祥对学有根柢的进士颇为夸赞：“其笔记之扼要完善，足令讲演者满意，盖由于旧学素优，故不难融会贯通也。”[101]曹汝霖坦言：“进士馆学员，都是新科进士，亦有翰林，年岁比我大，学问比我高，当这班学员的教员，真有战战兢兢之感。”[102]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年少气盛的一面。章宗祥、曹汝霖等人曾是留学生领袖，此时归国任教，自信学有新知识，有传播“文明”的“傲慢”，既做着老师的工作，却遭遇“教习非师”的窘境，自然不肯甘心。他们对称谓问题相当敏感，定要争得老师的“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谦对教习傲慢无礼，对他尤甚。曹汝霖不堪忍受，遂向监督张亨嘉请辞。张亨嘉为此特意宴请各教员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103]另据章宗祥自述，某次刑法考试已毕，他正在阅卷中，徐谦忽致函论驳，函首称他为“仁兄”。章宗祥认为，“与试者场后申论于例未合，且函首称谓直书‘仁兄’，非对于教员之礼”，结果，将徐谦的试卷“交教务提调，注明事由，不予分数”。后经管学大臣调停，徐谦取消前函，方才了事。徐谦认为他与章宗祥的族叔章祖申为同年，因此可与章宗祥叙年谊。而章宗祥认为，若讲旧礼，自己应称徐谦年伯，但徐谦在馆受业，自不应以他谊消除“师礼”。又有某教员以某学员书法佳，“请其书联，上款亦书‘仁兄’”，结果教员“展阅一过，即撕弃之”。章宗祥称，该教员的做法与他“皆同一心理也”。[104]
那么，到底是什么心理呢？章宗祥透露道：“吾辈当时并非有硁硁自傲之意，不过以新进士对于监督、提调辄口称老师，而对于实际授课并考成之教员，则靳其称谓，是以不能不争。”[105]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争意气，但对于受到轻视而处境不妙的留学生来说，也即是争地位。为了立足，恐不得不争。
进士馆“教习非师”的特殊现象，自然与教员、学员的特殊性分不开。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时京师其他学堂中似乎也有此风。历任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纾称：“前清以翰林前辈为庶吉士后辈教习，不知所教何书，然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至晚清学堂林立，通西文、东文、中文者，受薪开讲，亦名为教习。学生则曰：是奴隶也。稍不当意，则噪逐之。不惟不视为师，且欲预通题目，多与分数，方能保其旦晚两餐。余为教习十一年于京师，抗健不服气，而学生亦稍相往来，间有一二倒戈者，然尚非噪逐者比。余尝笑曰：吾苟不教与习相远者，彼亦无奈我何也。”[106]话以诙谐出之，或不无夸张，然科举学堂过渡时代，情势变迁，师礼渐衰，晚清京师学堂教习收入虽高但并不易做的态势，却是大致不差的。[107]
在“升沉倒置”的转型时代，进士馆内，教员既是年轻望浅的留日学生，学员又是为人尊崇的科举精英，学员不认教员为师，而教员对老师的名分又十分在意，这就为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加以学堂教育初期，传授“新知”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教员在馆内外遭遇颇多挑战。
为“师”不易：传授“新知”挑战重重
从前表5-4看，七位教习大都先在国内学堂接受教育，随后留日，历中学而入大学；留学年限多在四年以上，其中五位确定得有大学正式文凭。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水平绝非后日只学一年半载的速成生可望其项背，“由他们担任翻译，教学的质量当然不成问题”，[108]即单独所任课程，也均系各自擅长的科目。从1904年至1905年国内学堂教育的实际来看，进士馆的师资配置绝对算是上乘。
然而，进士学员中学皆有根柢，西学亦开始涉猎，眼光很是挑剔。光绪二十七年科举改制后，策题部分已涉及教育、法政、财商、交涉等学。虽然层次尚低，且各人水平参差不齐，但这辈进士已多少具有了若干“新学”知识。而一些人在进士及第之前，已有任教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邵章任教杭州府中学堂，楼思诰任教浙江高等学堂，雷恒任教江南三江师范学堂。此外，卓宝谋、郭寿清等人中进士之前，本已在京师大学堂肄业有年。[109]
与此同时，不少新科进士对入馆肄业一事，颇为抵拒。开馆前三个月，即“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110]癸卯科庶吉士温肃，明言自己“不愿就进士馆学”。[111]然而，进士入学系奉特旨，功令所在，“关系将来出身，不能不勉强服从”。[112]但是，既高中进士，甚至点了翰林，正志得意满，却又要舍旧从新，重做学生，殊非人情所堪。因此，不少新进士实在是怀着怨气入馆的。既入馆做“学生”，而“老师”竟又是新自外洋回来的“二三少年”，不平之气可想而知。因此，教员自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留学生首先遭遇的挑战是，如何尽量少用日本名词和日本语法。诸教员学的是“日本新学”，概念名词转手过来，未必有恰当的对应汉语，况且替日本教习口译，则讲课中难免带入大量日本名词，而所编讲义，容或夹杂日本语法。法政教育起初阶段，这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数年后，中国以日本法律为蓝图，大规模移植修律的时候，东洋名词仍是一大困惑。修改《民事诉讼律》的汪荣宝在1910年曾记道：“以《民诉律》内所用术语多承袭东人名词，思酌量改易。阅渡部万藏《法律大辞典》及上野贞正《法律辞典》，并参考英字，翻检《经籍纂诂》，反复斟酌，卒不能一一得确译之字，始叹制作之难。”[113]然而，虽说此时日本新名词似不可免，但不少科举精英至少从情感上，对此颇生反感。张之洞虽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号召留学日本，不过，据多种材料记载，张之洞本人最厌恶东洋新名词。[114]进士馆学员中反感日本新名词者，则更不乏人。地理、化学教习张奎“好用日本名词”，“讲义中间有参用日本文法”，[115]就颇招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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