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同样很糟糕。经过战争蹂躏的辽沈地区，经济惨遭破坏，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加上天灾接踵而来，经济情况更恶化。清太宗即位才半年，即第二年春上就遇到了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每斗米价银八两。银两还不算缺，但买不到东西，所以银贱而东西昂贵。一匹好马值银三百两，一头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缎要银一百五十两，一疋布要银九两。东西如此之贵，又买不到粮食，出现了“人相食”的可怕景象。社会秩序混乱，盗窃盛行，牛马成了盗窃的主要对象，凶杀、抢劫到处发生。太宗叹息说：“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元年六月。可以说，经济已到了破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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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治国新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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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充满了危机的局势也反映到军事上连遭挫折。天命十一年，宁远城下遭明兵重创，是努尔哈赤兴兵以来第一次大失利。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他的失策。明将利用汉人和蒙古人对后金的仇恨心理，晓以民族大义，故能众志成城，击败后金兵的强大攻势。就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鞍山西南旧堡），这使努尔哈赤十分慌张，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毛文龙又派兵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已成惊弓之鸟的明兵敢于深入突袭，威胁都城沈阳，这突出说明后金立足未稳。它所赖以维持其生存的，不完全是人心一致，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即依靠暴力来支撑它的统治。努尔哈赤逝世前，多少已经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很好解决就去世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往往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生死存亡之秋，方显出卓越之才。清太宗面对严峻的考验，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采取新政，力挽危机。他洞悉国内种种弊政，胸有成竹，临危不惧，在极度复杂的形势面前应付自如，毅然实行改革。他不囿于祖宗之法和传统习惯，对他父亲的遗策作了全面调整：有继承，有发展，也有改变，展现了清太宗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二、改善汉人地位
辽沈为汉族聚居区。进入辽沈地区后，后金如何对待汉族人民，也就是说，采取一项什么样的政策，这关系到满汉民族关系和后金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努尔哈赤晚年的败政，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汉族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各地的反抗斗争，几乎都是广大汉族人民搞起来的。太宗清醒地看到，社会的不安主要是满汉的尖锐对立已构成国中肇乱之源。因此，他一即位，首先就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总方针。一般说来，一个新统治者即位，宣布一下把“安民”当作是治国的大事，似乎可视为平常的官样文章，而从太宗的行动中看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一项新的重要国策。
太宗针对人心不稳、汉人大批逃亡的现实，把“安民”的着重点放在安抚汉人上。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清太宗实录》，卷1，10页。他表示对待“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清太宗实录》，卷42，12页。他采取具体步骤，从多方面来改善汉人的政治、经济状况，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
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解放奴隶，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努尔哈赤统治辽东时期，将大批个体的汉族农民变为农奴，以供满族贵族任意驱使，他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住、同食、同耕。这对于打破民族隔阂，不无好处。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满族是一个统治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优越地位，因而与之“三同”的汉族人民必然受其欺凌与压迫。例如，他们任意索取汉人的财物，用汉人的牛车，强令汉人为他们运粮草等。另一方面，把汉人编入农奴制的拖克索（庄），规定汉人每十三个男丁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百日日，为东北地区计算土地的单位，一日地，合六亩。，其中八十日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日作为官赋。努尔哈赤按满官品级，每备御各赐一庄，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每被侵扰，多致逃亡”《清太宗实录》，卷1，10~11页。。太宗果断地改变前代编汉人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只给八个庄丁、两头牛，以备使用，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择清正的汉官管辖。这一政策，给相当一部分为奴的汉人恢复了自由身份，成为个体农民。同时，把满汉人分开，自立一庄，用汉人管理，也就减少或杜绝满族贵族的直接束缚。这对民族矛盾是个缓和，对生产力是一次解放。
努尔哈赤时期，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从战争中俘获的明兵和掠取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百姓。“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昭梿：《啸亭杂录》。太宗逐步改变这一政策，不再把“降户”和俘获的人口降为奴隶，而大量编为民户，使他们成为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的个体农民。例如，后金兵于天聪三年占领永平、滦州、遵化、迁安四城，令归顺汉民仍照本业，不加掠取为奴。征察哈尔多罗特部，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从中挑出蒙古、汉人一千四百人编为民户，其余皆为奴《清太宗实录》，卷4，7页。。事实表明，在天聪年间，仍有相当部分被俘的人口变为奴隶，但从天聪末年开始，特别是到了崇德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归降，还是俘虏，除了补充八旗缺额的部分，基本上都编为民户。天聪八年（1634年）征瓦尔喀，他指示说：“此俘获之人，不必如前八分均分，当补壮丁不足之旗。”《东华录》，天聪八年九月。天聪九年（1635年）征黑龙江，俘获人民全部迁来盛京，安置为民户《清太宗实录》，卷23，9页。。崇德时，清军三次进关，总共俘获人口达八十多万，基本上都编为民户了。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锦州战役中，收降和阵获大批明朝官兵及其家属，太宗命挑选一部分壮勇男丁补充名额不足的旗，其余男女儿童二千余人，发往盖州（辽宁盖县）为民，从事农业生产。太宗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产生的积极效果是，它给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增添了大量劳动力，而且由于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无疑会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给国家足食足兵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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