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段评论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官方说王肇基的言论“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看来王肇基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评论。
阿思哈派人到王肇基的家里搜，又发现更多悖逆的书文。王肇基辩解说：“我不过是一个小民，写诗祝贺皇太后，只希望圣上喜欢，没有其他意思。”
阿思哈又问：“你在诗后面发表议论，妄议国事，指责大臣，毁谤圣贤，到底是何用意？”
王肇回答：“现在是尧舜盛世，我怎么可能毁谤朝廷呢？我不过是把孔孟程朱的话糅合在一起，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希望皇上欣赏我，赏个一官半职。”
阿思哈开始还怀疑王肇基可能跟伪稿案有牵连，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疯汉”，他奏请乾隆，请乾隆定夺。这种事，在雍正朝最多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然后再释放。但乾隆比乃父更狠毒，居然让阿思哈把王肇基杖毙于廷下。
杖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比斩立决更残酷，仅次于凌迟。王肇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死还可以说是因言论获罪。
两年后，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凌迟，这是大清国第一个被用酷刑处死的精神病犯人。此后，陆续有精神病患者被处死。
这个人叫丁文斌，丁文斌从小就是一个孤僻多疑之人，读过一些书，但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为生。乾隆十二年，他母亲病死。自此以后，丁文斌的性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说话。丁文斌的生活更加悲惨，要文没文，要力气没力气，生活过得很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越来越陷入混乱中，也没多少人愿意请他抄写或是授课。走投无路之下，他跑到路边摆摊，为人测字算命。一个精神病人给人算命这是非常荒唐的，很快他就混不下去，沦落为乞丐。
虽然生活这么艰难，他在内心里还幻想着娶到一个漂亮的老婆。乞讨的时候，他暗恋上董家的黄花闺女，虽然他是疯子，也知道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可能的事。丁文斌知道，要想取得漂亮媳妇必须有钱啊！
但是怎样才能有钱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自己造钱，这样不就成为富翁了吧，丁文斌在想象中把自己造的钱命名为“太公九府钱”。意淫的滋味是甜美的，可是睁开眼一看，失落感更重。想来想去他发现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自己之所以这么下贱，倒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权势啊！
丁文斌可算是想到点子上了，对于他这样的人这是认知的突破，但也是死亡的开始。丁文斌想入非非，世上最有权势的人莫过于皇帝，皇帝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当了皇帝，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很多造反的人都跟丁文斌有相似的想法，不过他们好歹是理智的，知道能不能当上皇帝靠的是实力和运气，而不是空想。
但丁文斌除了空想，什么都不会。到了中年时，丁文斌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经常出现幻觉。后来，他经常听到“上帝”在跟自己说话，在“上帝”的启示下，他写下了《文武记》和《太公望传》这两本书。他自认为这两本书写得相当好，想投石问路，找个公职做做。便拦住了江苏学政庄有恭的轿子，庄有恭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丁文斌指望他能看上自己。
没想到，书是送给了庄有恭，但此后毫无音信。没办法，丁文斌又沉入了幻想中。“上帝”又开始对他说话了，让他把以前的作品改写成《洪范》和《春秋》。丁文斌于是就开始修改了，他把书中的“丁子日”统统改成“天子日”或“王帝日”。在中国古代史书里，只能用帝王的年号纪年，而丁文斌居然自号“丁子”，用自己的号来纪年。这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后来改成天子和王帝，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子和皇帝了。
丁文斌还决定定国号和年号，准备颁布一本《时宪书》，让天下人都奉新朝为正朔。丁文斌把国号定位大明，年号用天元。
丁文斌如果只是自己想想，还不至于送命，但他居然异想天开，准备去山东把自己的书交给孔子的后代。孔子的第七十一世孙孔昭焕看到丁文斌这些书，立刻下令府里的人把他捆起来，并迅速将这事禀报乾隆。
这个案子简直不用审了，反迹昭彰，唯一要考虑的是丁文斌是精神病。审讯中，丁文斌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审讯官荒唐到什么地步，居然让他把上帝叫出来。
杨应琚负责审理此案，他经历的事情多，虽然不懂现代精神病学，但是也知道这种情况是大脑出了问题。杨应琚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精神病血口喷人，乱咬一气，把朝中大官都咬进来。所以，他希望快点结案，他也知道乾隆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如果乾隆疑虑加深，本来没什么事情，都会弄出许多事情来。
乾隆跟杨应琚的想法差不多，都主张尽快把犯人按大逆罪凌迟处死。
就这样，一个疯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看客们的表情都非常麻木。只有一个人有所触动，这个人就是庄有恭。庄有恭当然不是同情丁文斌，是他自己跟着遭殃了。乾隆不久发现了丁文斌曾经给庄有恭投书。庄有恭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了，等到想起时，拿起那本书给乾隆。乾隆发现这本书跟从丁文斌身上搜出的书完全不一样，认为庄有恭故意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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