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这么一个民自以不冤的廷尉，去治你杨恽，看你还敢说冤。然而不久，杨恽却歇斯底里地喊道：“冤呀，老子冤死了！”
二、铁杆粉丝
在汉朝，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关系的。所以，于定国治杨恽，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而是公事公办。
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一奏疏，汇报了基本情况。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己，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作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宜。但是，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横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
最后，刘病已决定，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半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何不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何尝不可以？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被抓后连个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他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意儿，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件事，花天酒地，好不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啊。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叫杨恽做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仰天长笑，接着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还顾不得自己，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泽东用以上一言，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那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汉朝人才能一睹为快。
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民间二十多年的大书，终于重见天光。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但是，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泄郁闷时，有一双眼睛正在远远死盯着他。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盯着他。那些邪门的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爆过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是有着光荣传统的。所以，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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