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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_[古希腊]修昔底德【完结】(6)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 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上,对于 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同时,他对于民主政治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 统治阶级或公民集体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亚里士多德:《雅典 政制》(Aristotle.TheAtherdan Constitutions),XXIV.1~3。

  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 乎有了一个比以前都要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民众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 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Ⅷ.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 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作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 影响。其实,著名史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就曾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史家应当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修氏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 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工.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 (Ⅲ.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雅典人是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 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而修氏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同盟者自己也有过失"(I.98-99)。 还有,雅典人明明是以武力强占塔索斯的土地尤其是其金矿,而修氏却曲解史实,把它说成是雅典人和塔索斯人对"矿产的所有权发生争执",从而弓l发后者的暴 动(工.100-101)。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 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的公共基金 (据估计其数额不下5000塔连特)。属国的贡金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前 426年,雅典波里比乌斯:《通史》(Plyubius,TheHistoriae),Ⅻ.25a。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政治学(Aristotle,The Politics),1255]。

  塔 连特是古代西亚和希腊地区的重量或货币单位,依地区、时代或国别不同而价值各异。雅典初用埃吉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波亚制。在雅典,公元前5世纪后期 实行银本位制,1塔连特:25.86千克,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l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牛活费 用。

  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1300~1500塔连特,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反映。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那 么,修氏"主题狭隘"以及"忽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是一部战争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 限定在战争的范围内,恰恰是修氏的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这种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事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 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氏实际上是要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 识。因此,那种认定他自己把叙述的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事实上,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来看,他也不应对此完全忽视。事 实上,那些被伯里克利称为"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Ⅱ.41)的雅典城内的众多宏伟建筑,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标志着雅典文化 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 物质基础是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话:"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 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另外,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史著,作者除指参见哈蒙德等:《牛津古典辞书》,第320页;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PIutarch,TheParallel Lives,Aristides),XXIV.3。

  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Wasps),第655-660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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