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在洛阳电话中之最后一语，所谓“或有其他办法”者，犹震荡余之耳鼓而不能去怀，因询爱而德以张学良自备之鲍音飞机今在何处。爱而德称该机尚在西安。余又问曰：“倘攻击开始，张学良有否挟委员长乘此机离陕他去之意乎？”彼曰：“颇有可能。”余因作推测曰：“此殆准备中之计划欤？”又询：“张学良之正驾驶员巴尔安在？”答：“在汉口。”余愕然曰：“然则鲍音机将由何人驾驶耶？”曰：“将由其副驾驶员李奥那任之。”余托其邀巴尔由汉来京见我。爱而德诚挚言曰：“我等皆愿为夫人效忠，当立电巴尔，想彼必乐受驱策也。”因嘱其速招巴尔来。
凡上事实，皆为余等以前绝未闻知之真相，今则危机毕露，明示其他部队哗变之时张学良实无保护委员长之能力。因此余阻止进攻之决心益坚。在委员长固公忠为国，不计个人生命之安危，亟盼挞伐之实现，余则未愿作如是想。委员长致余函之内容余亦未告军事长官，盖深知此函立意之宣露更将影响彼等之心理，益艰余之处境。余知轰炸西安必置委员长于死地，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此为余始终坚持之信念，故愿决死为和平奋斗，以期其成。因此余决意立赴西安。此时虽张学良在城内无甚部队，其在城外之兵数亦甚寥落，明知事态异常险恶，然余亦不愿多加考虑矣。
已而避免武力以求和平解决之希望又微露其一线光芒，盖是晚接端纳来电，称已抵西安，向委员长及张学良转达我电话中之意见，今西安将领已欢迎子文与顾祝同之入陕矣。于是余以和平方式营救委员长出险之主张始得第一步事实之佐证。
然此后数日，焦虑奔忙，困惫更甚。因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径向西安投炸者也！后得端纳来电，称委员长已遣蒋鼎文主任飞京，携其亲笔致军政部长函。不料政府中人闻讯，声称彼等不独不愿与西安作谈判，且亦不愿在委员长离陕前接受任何命令，盖此书即出委员长手，又安能确证其为出于委员长之本意者？诸公竟测其领袖将屈服于劫持之下，宁不可异？余因直告之，并叹曰：“诸公与彼共事多年，竟未能了解其真性格至此耶！”二日后，蒋鼎文果来，彼等闻其面述委员长令，始服从无间言。蒋鼎文并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
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孙科、王宠惠等诸先生访余，拟商请阎锡山主任出面调停，营救委员长出陕，因决定由党政领袖联名电阎。此电亦经拟妥发出。
巴尔由汉来，余即与研究张学良是否有挟委员长同乘飞机出陕他往之可能。余昔日飞行曾深入西北边省，故详知彼间地形崎岖、人烟寥落、难觅飞机着陆场地之情况；余更预料凡有中央军驻守之机场必为张学良所不敢去者，则其目的地点当在共产军阵线之后，或者即在新疆。余问巴尔：“倘鲍音飞机满载其携带油量，足敷飞往新疆之用否？”巴尔答曰：“可。”又问：“张学良曾提及乘飞机往新疆否？”巴尔答曰：“曾言之。”余因与之再研究地图，倘张迫于环境须乘机出陕他去时，张挟委员长至何处最为可能。余并告以张学良若真挟吾夫他飞，余必跟踪往探，故余愿深知何机所携油量足达鲍音机满载后中途不再添油而可往返之地点。巴尔答曰：“德格拉斯机如只有夫人一人乘坐，舱中储油足应长途之用。”余因嘱其留待后命，倘余不能阻止进攻西安，乃有飞行之必要也。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最后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谓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次日晨，得子文二电：一告委员长平安，一告端纳即日飞京。然是日端纳未抵京，唯由洛阳来电话，据称坐机在黄河岸被迫降落，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一）来京。余复接子文电，亦称将于是日到京。
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到达，各述闻见。余坚持明晨必偕彼等同机返陕。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像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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