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袁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张汉民、 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的爱国 思想。1933
年日寇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同年 5 月，杨在人 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
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 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映南打红军。1931 年 1 月，杨
调其囚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 营。2 月，杨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兰田
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总 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
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 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
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 年秋，南汉宸① 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这一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
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 年 10 月
22 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 日，蒋在与张学良谈 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
“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
① 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
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 换一段落，始、终，本、未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①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
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
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 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
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 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 年 12 月 2 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 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 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貌危局，盖余个
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②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 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
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 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
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 月 4 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 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
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 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
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 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7 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
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 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 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
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 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
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沪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 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活可以代
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 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
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 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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