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 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
表现出来！”①同时，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 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外交部
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 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
卢沟桥事变后四五天，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 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即不
假深思，便急电蒋介石，表示“中央即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 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
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①李宗仁当时认为蒋介石决心抗战是 真心的，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侵略者现在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
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 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
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第二，“如中央此次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 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
②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他说：“中国 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
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 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着，他又说明了四点。第一点，再一 次阐明他在
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所说的外交方针：“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 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 1937 年五届三中
国全会提出的“最后关头”的解释，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 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和你中途
①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第 331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0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1 页。
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于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在这里， 蒋介石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而且由此
出发，解释了他在“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 第二点，他认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
我之亟”，所以必须反击。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 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
迫强治，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 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就将成为昔日
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 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
界。”第三点，他表明了抗战的态度是：
“就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这里所说的“应战”是意指中国是被迫抵抗 的，是正义战争。他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
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 不负起祖宗民先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
能不应战。至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 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
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第四点，他再一次表明“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 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个和平解决是
有四条最低限度的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 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
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意要求撤抉。四，第二十九 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他说：“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
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 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
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在这次演讲的最后，他说：“我们希望和平而 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又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 月中旬，蒋介石针对 7 月 15 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①，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举行第五次谈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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