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营垒中，产生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的事件，这是历史的 插曲，从而也构成了一个对立面。
汪精卫投降日本，这是有深远的原因的。外因上一个主要的是蒋汪争斗 已久，汪精卫要另找出路。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当汪
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 战联队‘洗刷军马’呢。”①“当孙（中山）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
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 自然的。
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 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
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 承孙的权力和资格。”但是，汪精卫在 1926 年以后就斗不过蒋介石而走了所
谓十年的“下坡路”。所以，有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 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
没有更好的侯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②年因上一个主要的是汪精卫认为 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侵犯，必须求和。汪精卫是“恐日病”患者，他认为国
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和平”（即投降），国民党才有力量 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1939 年 7 月，汪精卫在《我
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声明中，更把这个内因彻底披露了。 他说：“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
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 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来，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
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 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
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 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
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上，来共同走上这 一条路。”后来同汪精卫一道做汉奸的周佛海写的《回忆与前瞻》中对于这
一点说得更明显：“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 样的毫无抵抗。因为在北方如果不坚强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国的决心和实
力，就不能戢当时一部日本军人的气焰。我们要以实力表示我们是不可以不 战而屈，我们要以实力使日本知难而退。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
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我们的抗战只应限于 北方，不应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战。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
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 的关系。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
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
① 《通敌内幕》（上册）第 35 页。
② 保罗·菜因巴格：《蒋介石的中国》第 208 页，转引自《通敌内幕》（上册）第 11 页。
的。”又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1938 年 12 月 9 日蒋 介石在重庆约孔样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张群等谈今后抗战要计，
“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 争’而已”①汪精卫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日本要结束战争，要和；我国
无法打下去，也要和。中心是一个“和”字。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 辅的方针，就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分裂，首先把汪精卫集团拉过去，亲日派
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日本并建立了南京伪政权。日本之所以看中汪精卫，是 因为“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却自抗战开始
以来，不断力倡和民，反对全面抗战，且被视为有私通日本，使停泊在长江 上流的日本军舰逃出中国封锁线的行为。他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和
平工作之际，毋宁说是有点采取偏向日本的态度。还有当广州沦陷时，更传 播‘中央将军队拉到武汉去了’的流言：后来在武汉沦陷乃至长沙大火之后，
又藉口责难政府军的焦上战术，其反政府的言行颇为显著。”所以日本“乃 正在考量着象这样的汪兆铭则是他们所要引其为傀儡的一张王牌。”①经过一
系列的秘密投降活劝。参加的人有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州司司长）、 董道宁（亚州司日本科科长）和梅思平、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及汪精卫
的老婆陈壁君等，最后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等私离重庆。陈布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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