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上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 提和战之意见，不诏未及一调，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②当时汪精卫赴云南，
要争取龙云拥汪反蒋，并打算争取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响应。原先在 1938 年
11 月中旬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讨论就建立新政府的计 划达成协议的时候，汪精卫预计，可争取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人
及四川军队将领参加“和平运动”。结果是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19 日晚，汪就跳上滇越路火车去河内。
28 日发表了声明③，拥护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公开 叛国。汪精卫在 1939 年 6 月 12 日同日本内相米年的谈话中说及他为什么离
开重庆：“我离开重庆之前几个月间，总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 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
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 后立下决心出来。”周佛海自述说：“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以后，心情苦闷、
烦恼、焦急，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是：没有一个人不想和， 没有一个人敢说。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有疾首痛心，咀咒战争、希望和平的。
但是有了三个人，询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怀着这种心理：就是和平，是千 真万真，自己所希望，所企图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换句话说：
就是大家希望别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汪精卫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 争。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
（汪）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所以汪精卫毅然决定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弟 89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7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9 至 90 页
③ 1938 年 12 月 28 日：汪精卫发出《艳忠》，拥护日本政府在 22 日提出的关于调解中日邦友根本方针（即
《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也最高会议。
离开重庆，以便公开的发表和平主张，从事和平运动。”当然，周佛海在这 里是替他们当汉奸作辩解。
蒋介石怎么对待汪精卫的出走及声明呢？1938 年 12 月 21 日蒋介石在陕 西武功接到龙云的报告（当时蒋介石去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吃了一惊，这
一天，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 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
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4 日下午五时，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夭晚 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
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的抵抗。” 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
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赶紧作了这个说明。在暗 地里，蒋介石派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
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 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
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都 纪念日，蒋介石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认
为：“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 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未提及汪
精卫逃脱一事。27 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8 日，汪精卫发 表艳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
搞和谈是一致的。汪说：“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
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 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
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在《艳电》夏 是恬不知耻地建议应以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
携”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1939 年元旦， 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蒋介石以党的总
裁地位主持会议，为谋给予汪精卫以再一度的悔悟的机会，而希望加以宽大 处理；但中央常委，尤其是林森、吴稚晖、张继等人极端愤慨，讨论到最后，
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决议。陈布雷在 日记中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委，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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