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 了。
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 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竞立同
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 1940 年 11 月
30 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
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③。蒋介石在 1940 年 12 月 2 日的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81 页。
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536 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 2596 页。
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 更为东亚危也。”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英、美的矛盾尖锐化，蒋介石一面利用英、 美和日本的矛盾，争取大批美援，另一面继续和日本秘密谈判。由于日本在
战争中困难重重，希望很快结束对华的战争，千方百计寻求与蒋介石“和平 妥协的途径”，日本大使谷正之曾请曾琦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政府愿意与国民
党直接谈和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日本的和谈之声又起，时而来 自日本方面，时而来自蒋介石方面。
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蒋介石秘密派到汪伪方面去活动的唐生明
（唐生智的弟弟）的身份被日本特务发现，日本人如获至宝，就把唐生明弄 到手，让唐放手地开展活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2 年冬，国民党军统局
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部破获，汪伪就怀疑唐生明，汪精卫 在南京要亲自处理这件事，结果被日本特务知道，待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
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弄去。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对唐生明非常客气， 很“坦率”地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
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 个任务。”河边正三还在唐面前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并反复说了好几
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 心，决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好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唐生明就
将这个情况向重庆报告，戴笠在回电中对唐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唐不负校 长（指蒋介石）重托，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要唐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
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 不要承认自己代表什么人。随着活动的开展，唐的身份无形中就公开起来，
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以至唐的电台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本对其十分照顾， 从供电到供煤、米、汽油等物资。1944 年秋冬，日军攻陷湖南后，还准备叫
唐生明去当湖南省省长，以暗示蒋介石：日本可以逐步地把占领的地方用这 种变相的办法交还给蒋介石（后来唐生明没有去就任，因那是唐的家乡，怕
遗臭万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才停止。
另外，在这段期间，蒋介石留在上海的几个可以代表蒋的人也出来活动， 如抗战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上
海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送回重庆去的原上海市社会局局 长吴开先，1944 年初吴开先在日军保护下，由广东到重庆，在国民党当局的
默许下，在重庆大谈和平，当时群情愤慨，要求审判吴开先，蒋介石却装聋 作哑，一声不响。
抗战末期，从 1945 年 5 月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那时，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接受日军头目的建议。当时派遣军副参谋长今
井武夫向蒋介石提出：日军在华北、东北撤退前，由蒋介石军队开进去，以 防止中共的部队向东北进军。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搞了一份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提出：
“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 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
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 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仅的武力作
出贡献。”冈村宁次还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
本在华军队有一百多万人，在华居民有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 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由于此，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特别关心，在他亲自召
见冈村宁次时，“和蔼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向冈村宁次表示对接收工作顺 利进行“非常高兴”，还问候冈村宁次：“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
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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