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蒋介石同汪伪的往来勾结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前，蒋、汪之间有过多次争论。1938 年 11 月
16 日，蒋介石同汪精卫一道吃饭时，汪精卫当面责问蒋介石：“使国家民族 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对此
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政治责任？两个人争论得满脸通红，象 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了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在
汪精工逃离重庆，同蒋介石分手以后，汪糟卫几次指责蒋介石。1939 年 6 月
10 日，汪精卫同日本首相平沼会谈时，平沼指责蒋介石说：“象蒋介石这种 人，也许内心是想认识日本的真意，但是现在已经采取容共政策，日本国民
也不会相信他，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分手，是很难容许他的。”汪精卫紧接着 就说：“当时我想，如果蒋介石翻然悔悟，则不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
平，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希望了。”又说：“我个人原来 抱定蒋如果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着下野，如果出国，我也随着出国，
但是蒋拒绝这样做，反而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 起责任来的境地。”12 月，汪精卫同日本海军大臣米内会谈时说：“这次事
变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采取容共决策，我对此表示极端反对，常常劝他 不可这样做，却不为他所采纳。”又说：“我离开重庆前几个月间，总是努
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 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
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后下决心出来。”13 日，汪精卫同日本大藏 大臣会谈时说：“蒋介石是以容共抗日政策误国的，我曾多次劝蒋，致力纠
正这种错误，因力不能及，终于发生这种情况，但本人也有责任”15 日，汪 精卫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时，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
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汪精卫马上回答说：
“从要人方面来说，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同时，汪精卫又认 为蒋介石是一个“随当时环境而变化”的人，他“以前依靠亲日和亲苏两条
途径，如果把另一条道路完全堵塞，而对他拉拢工作，也许会倒向这边”。 上述可见，蒋介石同汪精卫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从汪精卫
同日本人的多次谈话中，认为蒋介石是“容共抗日”的，而且很坚决，汪精 卫对他进行多次劝说都无用。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后，汪伪政权虽然建立了，但蒋介石同汪伪政 权的往来勾结活动并未停止，当时比较典型地反映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唐生
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另一件是周佛海同蒋介石挂上勾。
先看第一件事。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蒋汪两个方面都有朋友，按 唐生明的话：“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抗战初期，他任长沙警备副司
①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69 页。
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 年初又与鄷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 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保安司令。1940 年春，戴笠叫他到重庆
接受任务。唐生明同戴笠的关系是最好的朋友，按唐说：“我和他相识近二 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唐到了重庆，戴笠用极其慎重
的口吻对唐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 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
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 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象这样伟大的领
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到你呢！”这一说，唐感到飘飘然。过了几天， 蒋介石在上清寺办公处亲自接见唐生明，向他交代了任务，说：“这个任务
只有你最合适。”同时又说唐生智那边蒋自己会去说，还送了一张蒋介石和 宋美龄的合照给唐生明的母亲，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置“蒋中正、
蒋宋美龄”和年月日。送照片这一着，还是蒋介石的新手段，过去常用的是 结拜兄弟。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请唐生明吃饭，由戴笠作陪。
吃完饭，蒋介石当面给唐生明一万元（当时约值二十两黄金）特别费。最后 分手时，蒋介石又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 再见面吧！”
于是，唐生明带着蒋介石交给他的三项任务离开重庆去上海，这三项任 务即：第一，维护在上海、南京的军统特务，营救被捕的特务；第二、转达
蒋介石对大小汉好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戴笠还郑重说明，这些人当 汉奸是出于不得已，要告诉这些汉奸：“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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