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蒋说：这次会议“不但是要本着民主集权的精神，以谋编遣大计之实 施，且可把编遣实施会议的后果，当着寒暑表、风雨计，拿来测验我们武装
同志对于党的认识之程度如何，也就在此一举了”，针对有人说我国现有的 军队有两百万以上，而编遣会议规定全国缩编为八十万，“未免太急了”。
蒋说：养八十万人的兵，军费要超过全国的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竭 我们的国力，只能暂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俱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
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的缩减，这就表示我们毫无能力，就表示 我们对于国家毫无诚意：我们就不配再谈甚么革命，更不配自己去管理我们
自己的国家了。”针对“有人说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否则“把数万 冗官、百万士兵限令遗散，到处流而为匪，恐社会之损失更大”。蒋说：“照
现在国家的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 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
麻，即行裁遣，再把平昔滥着冗兵之经费，移作种种建设事业之用，那时不 但被遣之冗兵易得安置，就是冗兵外之失业壮丁也可以谋生，这才是消饵匪
患的通盘办法。”针对有人说现在决定一二三四及中央各区各编七师至丸师，
“只注意努力均衡，不注意部队素质”。蒋说：“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 互为调剂”，“一经编成，皆直辖于中央，一视同仁，更不必怀着集团成见，
对于现定的过渡办法而有所不满了”。最后蒋介石调子很高地说对两次编遣 会议的决议案实施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不革命”、“革命与
假革命”的“攸分”。
8 月 18 日，蒋介石发表了《为实施编遣电告海外侨胞》,明确提出：“全 国兵额，由一百六十万减至八十万，于三个月内竣事。”要海外侨胞给予经
费资助，“除派员分赴各埠外，务希踊跃囊助，尽力认募，庶巨款得以早集， 编遗得以完成”。20 日，又发表了《为实施编遣电告全国各机关团体》，再
次提出编遣的数额及完成的时间，“务祈各省政府切实协助，各民众团体踊 跃参加，事急燃眉，痛逾切肤，民国存亡，视此一举”①。
这次编遣实施会议及蒋介石的空喊，最后都被新的一次新军阀大混战—
—中原大战所代替，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其他集团军的兵力，使之统归于他 的指挥棒下。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第四节 中原大战
一、蒋桂战争
在编遣会议上蒋、冯矛盾未决且日益激化的时候，栓系就同蒋介石先干 起来，爆发了蒋桂战争。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结束时，桂系达到了全盛。当时，白崇禧盘踞华 北。白以第四集团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率领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于 1928 年 6
月由汉口乘车北上参加北伐，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盘踞在冀东唐山、开 平、滦河之线。白配合鹿钟麟、商震等部将张宗昌部缴械，白部遂进驻滦东。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在武汉。华南有李济深、广西有黄绍竑，把守两 广的大门。这样，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形成一条长蛇阵势，大
有吞噬南京之势，蒋桂新的矛盾自北伐一结束，又开始了。冯玉祥在 1929 年 2 月 25 日的日记中说：“十二点，刘镇华来与谈蒋与四集团之交恶由来已
久，前在汤山会议时，李德邻、李任潮词锋尖锐，当面与蒋以难堪。”编遣 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就酝酿反对蒋介石。对此，李宗仁有另外一番
讲法，他认为蒋介石要拉他反冯，他是不同意蒋介石的做法，而且对冯玉祥 的人品作了分析，对蒋说：“冯玉祥个性租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
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热情，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 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
明辨是非，行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 万不可躁急从事，”还对冯部作了分析，对蒋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
是冯氏统兵十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 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
索子’。有这索子在，有事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索子断了，钱散 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李宗仁又认为：“蒋氏见我言之有理，宜辞意
坚志，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 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 军了。”
当时蒋、桂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冯玉祥的西北军比蒋，桂都要大，所以 能否争取与冯玉祥合作，成为决定这场争斗成败的关键。蒋介石和李宗仁，
都竭力争取与冯合作，一时信使来往，至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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