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暴动相应而起，一时人心恐慌，秩序大乱，其时环境之险恶，较之当年在济南退城时之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平同人见大势已去
，认弟(蒋介石)所称“最后关头”已至，决定一面收城，一面将军政最高人员暂移驻长辛店。唯犹虑离平以后，华北局面必至不堪设
想，故迟迟未发。延至晚间10时得汪院长来电略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与否，弟(汪精卫)以为除签字承认伪
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黄郛)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张群)诸兄切
实进行”等语。得电时，敬之兄正与徐军长庭瑶研究城防，岳弟未在侧，乃与季宽兄密商。时已深夜11旱，不容有踌躇之余地。遂决
然偕李择一君电约中山代办、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会谈，直至次晨培训时始散。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强缓和，重留北平。今后谈
判进行，自当遵嘱认定以停战条件为范围。伪国承认问题，双方均非疯狂，深信决不至涉及。盖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代表，其资格并不
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所当注意者，条款文句之间，彼等或用偷关漏税之狡猾手段，插入满洲国境线等
之字句，为将来交涉东北问题之伏笔，此则当时时防范耳!总之，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
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针，勿为外来蛊惑之词所蒙蔽，更勿为南
来不稳之消息所动摇(当时广州倒蒋情绪并未完全放弃，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盖国际援助一层，以兄平素所具之国际当识判
断，敢断其不过一片空言；让百步言之，其实际之援助为时必甚迂缓，远水不救近火，为量必甚微薄，杯水无补车薪者也。至南部情
形，彼等早已决策，所谓“你东我西”，无论如何无可避免，唯有用种种方法以图应付。至尊电所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
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
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职，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
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唯
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
塘沽协定经过蒋汪同意后，1933年5月31日于塘沽签订，内容与5月23日黄、何、黄联名电所叙相同。
唯国民党军队撤退线南端加列渤海边上的芦台，日军有权用飞机侦察保证撤退确如条款执行，日军则撤退至长城线，当中缓冲地带以
警察维持治安。
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4年。蒋所谓“我屈”见诸事态，“国伸”则未有痕迹。日方仍继续压迫。黄郛
办完此事南返，次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掷炸弹，又接一恐吓信。但受到蒋介石激劝之后，仍继续北上交涉，直到1935年年初。黄郛于
1936年12月死去，未及见临抗战之展开。
【6月5日】
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
复兴之基乎!
日本皇军，扛着三八枪和太阳旗，已经打进华北来了；中国人芒刺在背。
此时的国际舆论对日本甚多指责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日本恼羞成怒，蒋说得十分形象：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而日本必即还我一刀。
然而蒋的基本政策不稍加改变。5月31日，南京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济南惨案”的元凶，
“一?二八”上海战争的发动者之一)，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签订《塘沽协定》，规定在河北省东北地区划出一大片不设防地带。日军
枪刺直指天津。这个《协定》是在大炮前面签字的：就在会议期间，日本海军派了“朝颜”和“夕颜”两艘驱逐舰停泊在海河口外，
炮口就对准了会场。
蒋强颜欢笑，竟异想天开，他在6月5日日记上写着：“余豫”之类的话。
蒋得此“余豫”，目光南
移，开始了“速剿”，这便是国共关系史上，彼此都念念不忘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
蒋的这次“围剿”不同于以往
，它在组织策略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1933年5月2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正式成立，它被赋予处理江西、广东、福建
、湖北、湖南五省军政全权。它实质上是凌驾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剿共”总指挥部。
为此，审慎地制定了作战方针，陈布雷
概括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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