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
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蒋介石秘录》第十一册，第24页。
他最后表示：“我们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
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最后关头”的讲话发表在隔一天的7月19日的报纸上。蒋介石的这个讲话受到
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标志着蒋介石开始实践它屡次表示的团结抗战的许诺。
然而，日本方面正盼望着这“最后关头”的到
来。就在蒋介石“最后关头”讲话公开发表的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照会，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挑战性质的
，并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中国外交部当即复文反驳：
“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
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应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许可。”
还是在同一天，日本驻华大
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登门访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喜多诚一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为何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增兵。并以胁迫的态度表示：如
中国方面不撤兵，则局势必急变，必然引起中日全面之冲突，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必由中国方面负责。何应钦当即予以驳斥：“中国
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退。当然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
国。”
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在向中国下“战书”。
1937年2
【7月23日】
明轩(宋哲元)只报告11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19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为宜，
使其能负责也。 7月19日，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讲话引起国内外、敌我方的强烈反响。第二天，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召集
全国军政负责人研讨抗战的对策。20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随后，其他反蒋派系也纷
纷表示拥护蒋抗日，并表示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7月20日的这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拜会外交部长王宠惠。日
高信六郎提出强烈要求：
(一)南京方面应承认在华北当地的一切协定。
(二)立即停止煽动反日，并停止中央军北上。
王宠惠反复申明：任何协定都必须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认。
然而，作为29军军长和卢沟桥事件当地交涉的负责人宋哲元却
对中央表示动摇，故意不经中央批准，就在“最后关头”讲话发表的7月19日，擅自承认了日军方面提出的7项协定的条件，并撤除北
平防御工事。
蒋介石闻此情况，震惊不已，于7月22日急电宋哲元：
“闻38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
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必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
算。与倭所商办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
但宋哲元的复电却是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方的松井太久郎于7月11日下
午8时签署的三条协议内容。这其实已是迟到的报告，而且措辞模糊，看不清是已经签订了，还是仅仅是商定而已。蒋介石很气愤，
但从全面考虑，他在7月23日写这篇日记的当天，又向宋哲元发了电报，其内容如下：
“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
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
，与兄共负其责，唯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
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
“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
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当天，蒋介石特地派遣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到北平，意在把中央
的抗战决心及对事件的意旨当面传达给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而不可自拔的宋哲元。宋哲元也借故提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
遵守协定”，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同意，由天津到北京会晤熊斌。
熊斌向宋哲元语重心长地讲：为维护国家主权
与领土，必须坚持抗战的信念，千万不能被日军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熊还传达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宋哲元这才对中央的坚定意志有
所体会，从而定下了抗战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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