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蒋
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其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恢复8月以前的边区态势。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
战，肆意屠杀爱国军民的罪恶行径，通电抗议理所当然!打击日寇，粉碎日伪军“扫荡”，扩大解放区、巩固抗日根据地，何罪之有?
真正的罪人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在这里却还要反咬一口。可笑，可气、可恨!
【12月31日】
共匪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要挟我惩办反共人士与废除防止共党办法，宜置之不理，以其虚声恫吓
，有意捣乱也。
共党进扰甘肃宁县与镇原各地，乱党必叛，固无疑也。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的
同时，甘肃东部地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展开反击，恢复陇东大部分(包括宁县与镇原在内)地区，迫使国民党暂编骑兵第2师撤至
洛川以南。由于八路军在关中地区增强了兵力，国民党顽固派对陇东和关中的军事进攻暂时被制止。
这是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自
卫反击，而绝不是什么“进扰”。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危险，早有预见。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适时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
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向顽固派作斗争，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
8月19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示中
指出：“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9月16日，毛
泽东在延安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三个记者谈话，严正指出：“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
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付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国古圣人说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以礼待人--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里进一步阐述了中共的严正自卫原则。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的决定中，再次向全党敲起警钟：
“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察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用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
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国民党对中共的批评、劝告、敦促其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团结抗日的做法，认为软弱可欺，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反人
民”的立场。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在
山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他集中了6个军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晋西隰县、孝义一带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
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并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500余人，绑架1000余人。
1940年年初，太行区的国民党军朱怀冰就和已叛
变投敌的石友三部，配合日军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山和冀南区，把进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八
路军总部及第120师，指出：“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御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我们应
“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击
溃了顽固派的进攻，使陕甘宁与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便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蒋介石的歪曲完全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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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1
【1月20日】
敌阀与汪逆订立《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密约，阅之令人发指。王逆万恶一至于此，痛甚!
日本帝国
主义为确保其侵华利益，并为建立伪中央政府做好准备，与汪精卫集团举行秘密谈判。日方代表是：影佐陆军少将、须贺海军少将、
矢野和清水两外务省秘书、骨获华雄陆军大佐、犬养健议员；汪精卫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周隆痒。
12月30日在
上海日、汪双方秘密签订了《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日本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并附有“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如下：
“军事--(一)防共驻屯权。(二)治安驻查权。(三)驻屯区内所有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湾、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权及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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