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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态。 一、先秦法治思想 夏商奴隶主贵族给自己的统治蒙上一层神圣的灵光，宣扬 “王权神授” ① 和 “代天行罚”的神权思想。所谓：“有夏服（受）天命”；夏禹“致孝乎 ② 鬼神” 。 到了商代，神权思想进一步发展。殷商奴隶主宣称上帝是他们的祖先， 商王是秉承上帝旨意统治奴隶的。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宣称： “今予惟恭行 天之罚。”西周奴隶主阶级总结了夏商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比较系统的“礼治” 思想。冀图国运长由于其阶级本质所决定，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宽以待民的。 “成康之治”后，西周即开始走下坡路，穆王时颁布了“吕刑”。西周统治 者有一套相当完备具有明显血缘色彩的宗法等级制度，分别嫡庶、大宗小宗。 宗子享有宗主权，亲亲、尊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变革时期。新兴地 主阶级积极主张反映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彻底改变由奴隶主贵族垄断法 律的局面，力图冲破 “礼治”的束缚，实行“法治”。这一历史时期，在法 律思想上最先活跃起来的是管仲、子产、邓析等人。变法定律的李悝主张“尽 地力之教”，推行 “平籴法”，以促进经济发展；李悝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 制度，把禄位赐给对国家有功的人；为了从法律上保证变法的实施，李悝“撰 次诸国法”，制定了 《法经》。成为秦以后法律的蓝本。公元前356年和公 元前350年，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两次进行变法，实行奖励耕战、 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和法治思想，颁行了垦草令、开阡陌令、分户令、军奖 令等。在重刑方面，主张以杀去杀，以刑去刑，轻罪重罚；在法律制度上， 改法为律，使犯罪与刑罚两者相结合。此后，中国封建法典概称为律。商鞅 变法，影响深远。 韩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他主张 “法不阿贵”、“重刑少赏”。作为 荀子的学生，他认为人性好利，少有 “自善之民”，治国需“远仁义，去智 能，服之以法”；并主张 “法、术、势”相结合，实施统治；法显于外，以 一政令，罚奸平乱；术藏于胸，以御君臣；有权有势，以行法术。“抱法”、 “行术”、“处势”相辅以为用。这一套理论为秦始皇所采用，对统一六国， 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起了重大作用。 二、封建专制时期的法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前221年，秦始 皇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以战国时期形成的法家思想作为立国制法的理论基础，用 “法治”和重 刑主义的原则，初步建立了封建法律制度，排斥先秦儒家的 “礼治”思想， 形成了庞杂的严酷的刑罚体系。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较之秦代更加发展 和扩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 思想的正统地位。在 “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支配下，以礼入刑，引经决狱， ① 《尚书·召诰》。 ② 《论语·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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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过程。到了东汉，据 《魏书·刑罚志》说：“后 汉二百年，律章无大增减”。可见，东汉法律思想与西汉基本相同。 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家，主要有西汉的贾谊。他极力主张确立封建社会 等级制度，主张实行 “礼法结合”的两手统治术，倡导先用礼仪教化，而后 再用刑罚。并维护“刑不上大夫”的法律思想。后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 发展了贾谊的思想，认为要加强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就必须加强对人民的 思想统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发展了“三 纲五常”的理论，主张 “大德而小刑”，强调礼乐教化的作用，推《春秋》 决狱， “论心定罪”。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长期尖锐、复杂的阶级 斗争和民族斗争，各国统治集团都很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家曹操，主张治定 “礼为首”，拨乱“刑为先”， 坚持 “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举用贤才，奖赏战功。诸葛亮十分重视法 治，而且执法如山，赏罚分明，以身作则。他主张 “科教严明”、“上下有 节”、 “集思广益，刚柔并存”。另外他的军法思想也很严明。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已进入鼎盛时期。与当时封建政治经济发展 状况相适应的封建立法渐趋成熟、完备，礼法结合已用法典形式固定下来， 引经断狱大大减少，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同时，隋唐的法律思想也发展到 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在立法上主张 “法贵简当”、“删削繁苛”，“尽除苛 惨之法”；二是在司法上强调 “守文定罪”、“以公执律”、“恤刑慎杀”， 尤其对死刑更是持审慎态度；三是在执法上重视整饬吏治，实行 “兼听”、 “纳谏”，“唯才是与”的政策；四是在刑礼关系上，主张“礼法迭相为用”， 本着 “礼律两不失”的原则解决司法上的特殊法律问题；五是反对恢复肉刑 和复仇杀人的法律规定。唐朝法律制度是我国封建法制高度发展的产物，不 仅为宋元明清立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当时亚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形成 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希望通过肯定“圣王之道”来强化封 建主义的上层建筑。韩愈的法律思想以 “道统论”为理论根据，提出圣人制 “礼乐刑政”的国家和法的起源论，把封建专制国家和法律制度及伦理道德 等抽象化为 “道”，赋予“道”神圣不可侵犯性。他主张“礼法并用”，“德 礼为先”，其法律思想贯穿一条维护 “道统”的主线。 辽、宋、金、元时期，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相应的，法治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比前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两宋统治者大 肆宣扬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将其作为奴役人民的思想桎梏，妄图用 玄妙深奥的思辨哲学掩盖其封建法律的实质。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主 张重刑和恢复肉刑的思想也有所抬头。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 中原后，加紧封建立法，加强对汉人的限制和压迫。另一方面，一些开明的 政治家则极力提倡执行汉法，实行新的治国方针，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 联系，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北宋的包拯，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法律主张。坚持 “于国有利，于民有 害”的立法原则；坚持以民为本，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严 肃性。主张并实行赏罚分明，执法公平，精选官吏，防止冤狱；提倡 “治平 之世，罕用刑法”的宽简政策。 王安石则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扭转宋王朝 “积贫积弱”的局面，向宋神 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的主张。他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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