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居中长期任执政官，追名逐利，庸庸碌碌，任太宰后因能批评大兴土木和力阻伐辽，才受到朝野人士的称赞。但也因说了真话，得罪了皇上和蔡京，很快就被罢官。此后宋金之间，使节往来如穿梭，双方协议取得突破性进展。
宣和二年春，皇上派遣赵良嗣由登州泛海北上与金国商讨订立盟约之事，双方初步达成协议：长城以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由金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今北京市） ，由宋军负责攻取。在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以前每年送与辽国的岁币，如数送与金国。
当时金主阿骨打亲自领兵攻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请赵良嗣随军观阵。辽上京是耶律阿保机的创业之地，城池坚固，由重兵把守。金兵人马都全副甲腰，纪律严明，上下用命，布阵熟练，攻城有术，只用了半天，就攻克上京。战后阿骨打在辽宫宴请赵良嗣，命俘获的天祚帝妃舞蹈助兴，频频劝酒，表示对宋使臣很友好。
九五
赵良嗣回到汴京，向皇上禀明出使经过，并绘声绘色地叙述了金国最近攻占辽上京的情形。皇上听后深表满意，称赞他是昊天上帝降下的兴宋的谋臣，可以成为赵家良好的后嗣。金兵既然所向无敌，金主又面允归还燕云十六州，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应赶快与金结成盟国。随即传谕执政大臣议论结盟的条款。
太师蔡京、太傅童贯、太宰余深、少宰王黼、尚书左丞张邦昌、尚书右丞李邦彦，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赞成结盟，人人心情激动。唯独知枢密院邓洵武却深表怀疑，怀疑这种军事冒险会给王朝带来巨大灾难，奉劝同僚们应慎重其事。洵武是元老重臣，崇宁初年官为起居郎，曾竭力推荐蔡京担任丞相，以后一直是蔡京的得力干将，长期任执政成员。
蔡太师感到有些意外，就反问道：“天祚无道，内外都已反叛，我朝乘机攻取汉唐的旧疆土，占据燕云的关山之险，有何不可？”
洵武回答说：“立国须凭信义，背弃旧盟，去结新盟，出尔反尔，今后还有谁再敢相信？”
童贯不以为然，冷冷地说：“结盟只是权宜之计，旧盟已经过一百多年，天下大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弃旧图新，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金主用兵如神，我方也兵强马壮，合力攻辽，定可马到成功！”
洵武也冷言相对，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事成之后，强邻压境，我们应如何对付？如金主也弃旧图新，盟约岂不是又成一纸空文？”
双方各持见解，朝议也就不欢而散。
邓洵武知道皇上好大喜功，蔡京、童贯又是伐燕之策的首谋，就上疏论伐辽的利与害。疏中写道：“自古以来，明主都是先安定国内，然后才去讨伐四夷。现在东南各路的百姓，困于花石纲的苛剥，京畿周围的百姓，遭受西城括田所的荼毒，怨声载道，局势动荡。巨盗宋江横行齐鲁，官军不敢与之对抗。由于长期对西夏用兵，陕西、河东两路府库扫地无余，州县赋税徭役繁重，百姓贫困流离，夫役死于道途。如果兴兵伐辽。必然横征暴敛，百姓走投无路就会揭竿而起。天下精兵大多在陕西，约有四十万人，伐夏之后损失半数。宿将如种师道、刘仲武、姚古等都已高年，新将如刘延庆、姚平仲等人勇武有余而不知兵。因长期服役，兵众厌战，且赏罚不公，饥寒交迫，士卒无怒敌之意，而有怨恨朝廷之心，故每逢小败就闻风溃散，军心涣散，军纪松懈。今陛下用兵之意已不可回，老臣仍敢献言，是由于陛下圣德宽大。如有朝一日亲见伐辽之害，而追究执政大臣竟无人敢言，则老臣虽在九泉之下亦有藉口矣！”
皇上将此疏交给蔡京、童贯传阅，他俩都说邓枢密危言耸听，把盛世说成衰世，把强兵说成弱兵，把圣主说成昏君，罪不可赦，应当治罪。皇上“仁厚”，念他过去有功，予以从轻发落，让他离京去任地方官。
蔡太师与童贯同心合力，赶走了反对伐辽的邓洵武。随后两人又各不相让，激烈地争夺主持伐辽的大权。按照皇上的本意是由童贯负责此事，他是自己最得力、最可靠的鹰犬，执掌兵权已经二十年，而且最早提出伐辽的建议。而蔡太师则当仁不让，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担负起这一重任。
皇上在延和殿召见蔡太师，劝说道：“西夏之役，童贯功大于过；而当年河湟之役，童贯立有大功，可以独当一面。”
太师则不以为然，说道：“河湟之役，童贯只是个监军而已。整个作战计划全由老臣制订，作战指挥全靠王厚，他何功之有？而过去名将高永年之死，去年刘法全军覆没，倒确实是由于他不懂军事瞎指挥所造成！”老太师越说越激动，把童贯在二十年中败坏军政的事实一一加以揭露，如滥用军赏、虚报冒功、败坏军纪、损伤军威、结党营私、等等。最后申说道；“老臣当年推荐他当监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的罪过自然不能隐瞒。他如今官阶为太傅，位居三公，与老臣同列，老臣实在感到羞耻！”
皇上耐心地听完老太师的诉说，了解到他对童贯的怨恨和妒忌已很深，要想让他俩同心协力，去实施联金灭辽的宏图已根本不可能。而金国使臣即将来汴京，最后签订盟约，时间已刻不容缓，必须赶快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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