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
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
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
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
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
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
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
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
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
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
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
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
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
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
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
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
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
“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
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
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
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
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
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
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
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
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
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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