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
通世界东西文化。”显然，新亚书院无论在教育宗旨还是在方法上，都力图把中国
传统的书院教育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学院教育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把对学生道德理想
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训练结合起来。
新亚书院创建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仅有极简陋之教室两间，别无其他任何校
舍及办公设施，但创始诸君以“延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怀横通天下、纵贯百世
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伞，筚路蓝缕，全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了艰苦卓
绝的精神。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
世所钦佩。后来终于得到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
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亚书院是唐君毅后半生倾心倾力之地。创院之初，他即担任教务长、哲学系
主任等职并倡导设立文化讲座，除他亲自主讲外，还多方延请文化学术界之名宿担
任，前后四五年，达139次之多，成为新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作为新亚的创始人，
唐君毅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宏扬中华文化
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并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
神。他在1952年发表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的中心
主旨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其精神理想在于“一方希望以日新又
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
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
界。”也就是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宏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
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孔子），唐君毅为“亚圣”
（孟轲）。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居统治地位的香港，
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执著态度，动心忍性，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宏扬中国
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居约事大，宠辱两忘，专志于新亚之建设与发展。19
63年9月，为满足香港华人社会之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和教
会办的崇基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
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
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
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7年又受聘为新亚研究所所长。然而，中大
成立后不久，其措施即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
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新亚行政和教学的独立
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龃龉，矛盾日深。其间，钱穆
因不满于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
疾，不久即去世。当时，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复观曾著文说，新亚是凭着钱穆
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张丕介之顽强精神来支撑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
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
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新亚研究所在19
75年正式宣布脱离中文大学而独立，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决心“将新亚精神带出
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对中大改制彻底失败，新亚书院董事会钱穆、唐君毅等
9人联合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董事会，唐君毅还在刊物上撰文斥责香港政府“背
信食言”，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艰难、紧张的办学同时，唐君毅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
机会。他曾多次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举行的第
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此后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东西哲学家会议”，并
受聘在夏威夷大学专讲“新儒学”数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韩汉城高丽大学举行的
“亚洲近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1967年出席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明代
思想国际学术会议”；1969年，被聘为东西哲学家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协助筹办
并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东西哲学家会议”；1970年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意大利
举办的“中国十七世纪思想会议”等等。所有这些东奔西走，劳攘奔波，皆源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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