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朱元璋对帝国底部形态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处,显然包含了对皇家利益最大化———
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朱元璋所作的努力称得上
是不遗余力。
首先,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农民身上。还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社
会力量需要关注。这更重要的社会力量,由帝国的另外两个阶层构成。只有像搞定农民一
样搞定了这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够将自己的阳光雨露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从
而真正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相对于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我们姑且把这两个阶层称呼为帝国的中部社会与上部
社会。
所谓帝国中部社会,指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士绅阶级,包括了城乡豪门富户、地主,和
享有一定帝国特权的读书人。而所谓帝国的上部社会,则指的是占有了国家权力、社会公
器的贵族及各级政府文武官员。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阶层之间关系复杂。譬如,官僚退休———当时的术语叫做“致
仕”———回到家乡,就会变成当地的士绅,他们常常是真正的豪门富户;而士绅和读书人,
经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经常一变而为官僚。假如他们触犯了皇帝或法律,可能沦入社会
最底层;而底部社会的农民,又有可能经过寒窗苦读,进入士绅阶层,甚至成为官僚贵族
皇亲国戚。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流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
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
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
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
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底部的人们,其利益诉求最简单,也最容易满足。有人曾经把
他们比喻成马铃薯,从里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大
家都是土豆,然后被装进帝国这个大麻袋里,仰望着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皇帝。他们追求
的阳光雨露并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
官吏与大户的盘剥欺压,只要不是过分凶狠地无法忍受,他们就会对万岁爷充满感激之情。
假如万岁爷竟然还会为他们撑腰做主,从而减轻了这种欺压,那简直就是圣人的世道,俨
然就是盛世了。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九回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邹吉甫是给大户人家守坟的佃户农民,有一次招待主人家公子喝酒,由乡下的水酒,
引出了一大段话来。
邹吉甫道:“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
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
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
却还是这般寡淡无味。”
酒喝到后来,他心有不甘:“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
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最后,他感慨万千:“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
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由此,我们知道,这个阶层的追求大抵如斯。
因此,在帝国的政治博弈中,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恰如中国象棋里那些没有过河的
卒子,数量最多,基本处于时常被忽略不计的地位上。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在接近残
局的时刻。届时,这些拱过了河的卒子,没有任何退路地横冲直撞,虽然锋芒所向,甚至
可以把老将逼宫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时常是为别人扫清道路,制造条件,譬如丢卒保
车之类。他们自己则绝少机会,能够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从过河卒子,到坐进深宫宝座,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了解卒子们的功能、品性、
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会满足他们。同时,也要将他们钉死在那里,永远不给他们拱过河
去的机会。
从上述事例中,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朱元璋搞定这个阶层的理想与努力,大致
上应该算是成功了。(十)
十一、如果说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那么在搞定富户与帝国官吏
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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