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皇帝时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像
那些拿“狼来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间妇女。可以看出，其间并无恶意，充满敬意。
后来，甚至到小皇帝已经长到 18 岁，娶妻生子，按照帝国惯例早已到了亲政———主
持国家大政的年龄，张居正“乞休”、“归政”，就是请求退休，将大政归还皇帝时，皇太后
仍然命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断然回答：“请张先生辅导皇帝到 30 岁，那时再商量由人接班也
不迟。”
这位皇太后一口气活到了万历四十二年，仅仅比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
张居正能够像严嵩或徐阶那样，寿命足够长的话，后来的情势发展可能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从人的心理发育规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吓唬孩子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孩子的心中有效
地培养出对狼的终生恐惧；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话，那么，这种恫吓一遍遍重复的结果，
则可能会在小皇帝心中，既培养起对张居正的敬畏之心，却也完全有可能为皇帝未来的逆
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以国人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与支
持张居正，有着其他方面的微妙考虑，譬如男女之情—类。（二十六）
十、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段中考察，
又让人很难怀疑他忧国忧民竭心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
公元 1572 年，即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驱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单独召见了张居正。
这次平台召见很有名，是张居正位居帝国首辅之后，与皇帝之间的第一次奏对，大体确定
了十年万历初政的基调———
小皇帝对张居正慰劳备至，说：“先帝活着时多次告诉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后，所有
的事情都要先生尽心尽力地辅佐。”
张居正泪流满面，跪伏在地上，顿首泣谢，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尽力，
以图报效。方今国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讲学亲贤，节用爱民，是
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恳请皇帝圣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到：“善。”
第二天，张居正于心潮难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献了十年辅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
中谈到：“为臣之道，必须出以公心，不谋私利，才能称得上一个忠字。臣子我从小受父亲
和老师的教诲，对这个字烂熟于心。走上官场之后，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什么堕落、从而
玷污这个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励自己奋发有为！”
“我要谨守祖宗旧制，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
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
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
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
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
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
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
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
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
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
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
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
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
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
施政举措，譬如：
尊主权———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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