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
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
从史实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
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
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
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
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
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
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
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
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
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
或者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
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
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
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
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
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
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
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的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
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
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
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
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
飞；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
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
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
至少在我看来，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解释中，有许多是虚假的伪历史。它
们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愚蠢，越读越庸俗——如果你还能读得下去的话。这是我
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公元 1127 年大宋实录》的基本动机。
而阅读明史时的感觉，则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
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
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为王朝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最后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
掉的徐达；
比如刘伯温，在我国民间名气极大，简直是个前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却只能吃下毒药、肚子里长个大疙瘩、在辗转反侧中痛苦地
死去；
那个天下公认的读书种子、满脑袋忠孝仁义的方孝儒，愣
是被皇帝灭了十族；
在永乐皇帝朱棣的旨意下，不愿意顺从他的臣子们的妻子
女儿，遭到了无休止的轮奸——只有最坏、最下流的流氓和恶棍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
比如于谦、袁崇焕惨烈的冤死；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
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辗转挣扎的李贽……
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国人似乎没有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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