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将皇家完全作为背景，只写从夏言到张居正这五个首辅大学士之间的
关系，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精彩的各种要素，就看写作时的临场发挥了。
刘：从你此前谈过的经历中看不出后来走向历史写作生活的轨迹，你也
说过黄仁宇对你的影响，与吴思的“叫板”等等，但历史写作不仅是一件吃苦的事儿，而
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盖因此项活动要兼具历史家的严谨、慎重和文学家的叙事、修辞能
力。读过你作品的，对这两点绝对存疑的，如果有，也是少数吧，说明读者对作品总起来
是认可的。写作中，你是如何照顾这两种角色的和平共处的？遇到冲突的时候，谁让谁呢？
李：我相对自信的领域可能与中文系出身又受过近十年记者训练有关。
中文系出身不必多说，所谓记者训练则是在事实的取舍驾驭、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
说起来，我更看重对史实的选择与使用。如果没有把握，就一定使用不
确定的语气；若是孤证或推测，也一定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尊重史实和读者。
事实上，在我看来，尊重史实也罢，叙事、修辞能力也罢，都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史实。这也正是我一再讲要向吴思靠拢和学习的地
方。我读到过不少这样的文章——用同样的史料，说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必定有“伪
命题”或者“伪科学”。招人讨厌的地方正在这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刘：与你交谈过程中，感觉你很怕人将你归类，声称自己是为普通读者
写作的，不关心专业人士的看法。老兄别恼啊，我怎么觉得你这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啊。在
你的概念中，为普通读者的写作是什么意思？一个专家，无论历史家还是文学家，作为读
者而不对作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是什么读者？而一旦他说了话，他又是什么读者？
李：我这一辈子说过不少假话，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从不言不由衷；否
则，我现在也会是一个“专业人士”，您信不信？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史学与文学传承。古代的不去多说，那时
的史学等于是帝王家谱，文学的主流则是文以载道。对此早有大家评论。
而现当代的所谓专业和专业人士是什么样？您会看重那些以学术的名义
取媚外在利益或力量的“专业人士”们吗？您会喜欢那些把学术与科学作为自家后花园的
卑琐的“专家”们吗？从过去到今天，有许多对此的形容性专有名词，我想不必再提了吧。
说得好听一点，为普通读者写作，就是为自己的良心写作；我在第二本
书的后记中说：愿我的工作能够救赎自己的灵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士大夫喜欢
说一句话，叫做事“各秉天良”，也是这个意思吧。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学位、学衔、学术经费、学
术基金、专业传媒、专家的名声、地位、福利、待遇、住房、奖金都在“专业人士们”手
中掌握着，他们唯独失去了普通读者，唯独垄断不了市场。普通读者凭借自己的心灵，在
市场上投票。对此，我充满敬畏与欣慰。幸亏如此！从我收到的那些读者来信中，我对此
颇有信心。您认为我需要言不由衷吗？
刘：我喜欢你常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甚至喜欢你行文中无法抑制的
激情和忧患意识。我有时候甚至想建议你，即使有人批评这一点，也别改，就这样。但每
当我读温功义时，就觉得历史写作创作者的态度就该是这个样子，不温不火，绵里藏针，
写得让读者去“扼腕叹息”，给读者留下思考、想象的空间。可再回头读你的，每当将要扼
腕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上来了，还是有一种过瘾的感觉：“你看，作者跟我一样的感受啊。”
李：我其实挺想学习那种不动声色的深刻与犀利，在一个点上深挖下去。
可惜学不到。《北京晚报》有一位记者和我只谈了一次话，就看出这一点来了，写了一篇叫
“李亚平：感情是隐藏不住的”文章。就是它了，爱谁谁。
二、对明朝皇权专制的新认识
刘：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本书的叙事较“大宋”有突破，阅读时总想着
一个词：“王朝性格”，或叫作“朱元璋现象”。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明王朝２７
７年的统治特点，“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不知你构思、
写作时，是否属意这一点。或者，以你的观察和体会，怎样看待“朱元璋的性格特点深深
影响了明代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与行为”这一说法？
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厉害。假如不是对两百七十几年的明王朝历史有
一个透彻了解，甚至，假如没有对朱元璋之后六百多年历史的了解的话，断然提不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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