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在几千年的苦难中习惯性的将社会的健康发展生活的幸福全都寄托在开明的君主和领导人身上，这还是人治，与行政与法治无关，从而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就是一个空谈，必将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君王贤能而国家昌盛，君王昏聩而国家颓废。而长久以来，在潜移默化的文化和道德约束下国人都养成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节，在家里依赖、在外总在找寻一个类似于母亲那样疼爱自己的人，这绝不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谊与欣赏，这种关系最终的盘根错节，纠缠不清，形成了这个帮那个派，从人数少到人数多的都在寻找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妈妈’，所以说我们时常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本是好事，但潜意识里都在找那个‘家长’，以至于有人批评说我们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可是内心的辫子却依旧的疯长，遇到问题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有没有雄厚的人力财力人脉支持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能怎么走出困境。在这样的历史大家庭中所有人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这叫众志成城，也叫乌合之众——我会为你负责，同时你也要为我负责，否则你就是坏人，否则我就会充满愧疚，这是道德绑架，而且大家不能分离，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又拐回我刚刚说过的，对国人来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对大家庭的背叛，这个共性容不下个性。”
“历来我们国家的美都是含蓄的、深沉的、或者说是压抑的，委婉的，包括爱情都是完美的少而悲剧的多。为什么？因为爱情是一个成熟个体的自我实现，意味着独立，而且实现自我价值独立自主意识的爱情意味着对家庭更是对‘家长’专制的背叛，在婚姻中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我们都崇尚文艺作品中主角身上纯真、诚恳的东西，这个主人公要为了所谓的公平和正义赴汤蹈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一种我为人人的姿态，这就是我们心中美化的‘救世主’，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要期待出现那个救世主？一旦有一个遇事首先想到自己的人物出现，观众就自觉的将这人列入‘坏人’那一类的阵营，因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太自我而不热衷于为大众服务，那就是对利益团体的侵犯。正是因为有‘伟大’‘献身’惯性思维的制约，我们热衷于看待诸如刘邦这个成功者为小人，而看待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个失败者为英雄，但刘邦就没有了可取之处？我们都喜欢那种贤妻良母型任劳任怨的女子为妻而唾弃为了自己高兴就让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可褒姒到底哪里错了？却没人更多的关心周幽王和他所代表的统治阶层如何昏聩荒淫，能否治理好国家和倾国倾城弱不禁风的女子何干？但是事实上没有褒姒这种妖女一样的人物出现文艺作品就完全的没有了情节冲突和故事发展性。这就是一个矛盾。”
“现在我再谈一下赵枫林同学所问的集体主义的利弊：集体主义在最初的确是能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要事、急事，那是因为所处的物质基础底子非常薄的情况下攒成一个拳头才能更有力量，这个例子在前苏联就是最明显的体现，可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过度的集体集中必然是一种扼住了喉咙的制约，让你没有一点的自主性，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计划经济和现在的市场经济就是例子，那么这样能不能解释为集体主义对我们的压制？”
以往总是沉默不语谦谦君子的冯喆行云流水一样又有理有据的侃侃而谈让众人都刮目相看，赵枫林皱眉问道：“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事情可以商榷，但你说诸子百家最后都表面上归于儒家，这太荒唐了吧？其他学派难道就消失了，你也说没有嘛，那法令从何而来，法家是确实存在的，墨家的兼爱难道消失了？道家的清静无为于民生息在唐代李世民那里不得到体现了？”
“是，但最终都被儒家吸收化作了统治阶级治理的手段，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内容，不过。”冯喆笑笑对着常满红说：“今天是常教授的课，谈论百家争鸣或者别的，不太合适吧？”
“没关系，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法律本来就是一个涵盖很广泛的范畴，你们所说的诸子百家其实就是我国的法律思想在历史各个时期的演变，这对于学员们了解并增进对‘行政’的理解有很大好处。但讲无妨。”
作为法律系的毕业生，冯喆所知道的赵枫林也应该知道，除非老师讲课的时候哪个人去睡觉了而且事后也没再巩固课本，或者有某个人在后来还涉猎了很多其他的知识，因此对于冯喆和赵枫林的一问一答，知晓他们一些情况的学员都有些意外，这些人就包括了阮煜丰、焦海燕和王趁铃，不过事实上学业的好坏不能等同于工作能力的高下，位置的高低更和素质不相对等。
辩论到了现在，孰强孰弱已经显而易见，抛开了赵枫林父亲的因素，其他人更愿意相信冯喆和赵枫林差着一个级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个人机遇和机缘巧合，而不是其他。
“古来统治者具以儒家为形而法家为实，这就是所有症结的核心，就是说统治者要求人民仁爱亲亲尊尊而自己杀伐果断，要百姓听话服从礼仪，自己却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书·去强》里面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让善民去治那些奸民，那国家肯定会乱的，国家一定会削弱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奸民去治善良的民，国家一定会强大，这就是要君王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如果当官的都是奸民，善良的人怎么能好好的生活下去？但是这就是统治者秘而不宣的一个治世方式。还有，《商君书》里面还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就是要求在国家里面，只要一种人，一种刑法一种信仰，除了这之外，其他的必须通过政策，使其走投无路，让他改行，让他变成这种人。如果他不能变成这种人，等待他的就是监狱、就是杀头。而国家只要哪一种民呢？就是那种平时要为国家生产，打仗的时候为国家当炮灰的人！我们现在以后来人旁观者的角度想想，自秦汉以来，尤其从汉武帝和董仲舒开始，老百姓是不是在礼义廉耻信的教诲下却被封建统治者这样蒙蔽的？所以，历来国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相反，人民是为国家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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