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枫林同学还说泱泱大国华夏文明，但哪朝哪代不是统一赏罚、统一教化？目的何在？这些其实就是愚民，只让民众接受一种教育，就是表面实行的儒家学说，听不到别的声音，只接受统治者所承认的观点，让大家‘民壹则农’，只会种田，这样民众就没有思想，就会安分守己，不会威胁统治。这样又回归到我上面所说的个人没有个性，只有社会的共性，因为全国除了农民没有其他从业者了，大家都一样，君王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万众一心，这必然会出现众志成城，那么这个‘文明’到底是体现了谁的文明？”
赵枫林不再说话，冯喆缓和了口气说：“统治者使用法家的这种混账逻辑还很多，如主张剥夺私有资产，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杀掉出众的人，剩下一帮傻子和无脑的人，这就好统治了，再有就是辱民、贫民、弱民。侮辱人民，让人民变得很贫困，让人民变得很愚弱，让你一无所有只能依赖于强权，不听统治者的话就没饭吃，没活路，然后这样有利于统治，他们就是要这么折腾你，让贫穷的人富起来，让富的人穷下去，再让富裕的人再次贫困下去，反反复复的让你没有安全感，没有时间去思考，让你忙于奔命，从而就不能对统治阶级产生威胁。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一个定性，就没有固定的品德，就没有恒心。你没有安全感，就要找一个外在的强权，一个‘家长’去依附。所以，这就导致了体制的地位很高，人民在体制之外无所依存。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只好靠官来保护自己，民众则希冀于清官的出现，寄希望于所谓的包拯海瑞来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脱离苦海。偶尔还有一些人比较强大、比较有思想的话，怎么办？要么拉拢，要么杀掉，所以我说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表面上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是冷酷无情的愚民与杀戮。”
“这又回归到了我说过的个性与共性上，国家的强大不在于武力的强大，不在于国家的公共设施有多强大，也不在于国家的经济有多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人们自身的强大，那么个体的强大必然导致了共性的强大，但是共性在一定的时候排斥个体的脱离，这就是矛盾。”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里面，以儒家为表面愚民而行使法家的思想体系，就是专制君主统治天下的核心。因此，什么兼爱和清静无为都是一种表象，这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出的迷惑人的招数，人们只知有君有家长而不知道法律，从何而谈法治和行政？所以不要再总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因此国人当自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醒起来，自强自立。”
“法治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法治国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民不知有法而只知道有官，所以‘行政权’这个词语对于我这种基层工作人员而言，除了执行外，暂时没有别的含义。这个话题还能阐述很多，我今天就说这些，很不全面，希望同学们能批评指正。”
冯喆说完，教室里的人全都陷入了沉思之中，赵枫林也再无话说，正巧下课时间到了，常满红走了出去，阮煜丰一拍冯喆问：“说的让我头昏脑胀，你干脆来党校当老师得了，走，去哪搓一顿？”
“干嘛？”
阮煜丰嘿嘿的一笑说：“没事，高兴，而高兴，则是看到自己讨厌的人吃瘪时候的心情。”
冯喆不知道，王趁铃将他刚刚说的那些话给录了音。
到了这个周末的早上，青干班的人都得知了一个消息，岭南日报发表了一篇冯喆的文章，而这篇文章是从岭南城市晚报上转载的《浅论新农村发展建设的若干问题和思考》。
第330章 人生时好时坏，但我一直在路上（一）
自从和柴可静之间的误会消除了之后，冯喆感觉柴可静对待自己的态度比往常有了一些改观，这种改变是在潜移默化之间的，从前两人在一起冯喆张罗着做饭的次数多一些，而这会往往柴可静就会让冯喆闲在一边不让他动手，还有，柴可静本身是不会打毛衣的，现如今却买了毛衣针秤了毛线给冯喆编织起来。
如今这个时代女子费时间费精力为钟意的男子编织毛衣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听起来都是很不着边际的事情，花钱买现成的多，但是柴可静就在为冯喆做了，只不过新手入门，总是出错，一个礼拜了毛衣的一只袖子还没成形，因此柴可静对冯喆说失败是成功的妈妈，自己像是奔跑的蜗牛，在下一个冬季来临的时候总会获得成功。
房子有了、“妻子”也算是有了，在不远的将来再养育孩子，生活不就应该如此？有时候冯喆也想调到省里守着柴可静换个环境随随便便的找份工作过安稳的日子，可是更多的时候又觉得那不是自己现在所想要的。
自己和自己较什么劲？
不放弃？
不甘心？
执念？
或者是别的？
……
刚刚热了起来的天气就像孩童的脸一样，一场雪又从天而降，冯喆坐在客厅翻着那本李博谷给的《世界通史》，柴可静将电视机开着却没放声音，继续的对付那只只见用功的编却不见长度增加的毛衣袖子，间或的和冯喆说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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