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关市之赋，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
这个“关”，正是五关，“市”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
也就是说，每经过一关，都要上缴一笔税收，每进入一座大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则是币余之赋，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
第三种倒也罢了，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
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讨论良久，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
练兵是要钱的，东鲁改革军制，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是四大诸侯之最，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现在新税一上，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上缴中央，不裁军也不成了。
软刀子割肉！
不过值此敏感关头，东鲁心怀顾忌，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
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姜子牙虽然好对付，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如果敬酒不吃，指不定得吃罚酒。
冀州之战后，他们认识到，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谋反是不现实的，未免双方撕破脸皮，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还是退让些比较好。
于是乎，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终于开始税收改制。
姜氏父子并不慌，反正税收之事，猫腻甚多，最终上缴多少，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
第五十八章 东鲁炸了
东夷灭后，东鲁就没有外敌战事了，此次新税法改制后，正好将军队改派各地，监督商人交税。
姜桓楚原本的目的，是将税收的名目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毕竟让中央参与进来，弄虚作假的难度就会直线上升。
何况想从商人身上割肉也不简单，为了利益，商人能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恐怕唯有正规军的威慑力，才能令他们乖乖交税。
姜桓楚的想法大致没错，却低估了商人。
这个年代的商人，绝不是后世那个士农工商的最底层，恰恰相反，现在的商人至少是平民中的翘楚，基本都要姜子牙义兄宋异人那样的家财，才有资格走一趟东平，甚至许多干脆就是由诸侯贵族的直系亲属担任。
他们往来东平，一路千里迢迢，雇佣了不少护卫，每支商队，其实都相当于一支小型武装集团，其中数支大车队，更有抗衡上千正规军的实力。
不过姜文焕身为最早的兵家弟子之一，他练出来的精兵，比起西岐都要更甚一筹，正面交锋，确实是根本不惧商队的。
在经历了几次交锋后，商队发现硬碰硬讨不得好，立刻开始转变策略，瞄准了税收官员。
奴隶没有文化，税收的入账，自然要交予专门的官员来完成，商人就开始了无师自通的技巧——行贿。
官商勾结，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同样的，底层人民也最为痛恨这点，因为官商侵吞伤害的，是底层民众那微薄的利益，日子过得已经够苦，还要被剥削，是可忍孰不可忍。
东鲁的士兵则更为严重。
税收之事，将矛盾彻底引爆。
奴隶中也有聪慧之士，虽然没有文化，但货物的多少岂会不知，冷眼旁观之下，很快看出了税收官的弄虚作假，不少性情刚烈者，予以出面阻止。
官员的反应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恼羞成怒。
试想姬昌的手段那么高明，西岐内部都有散宜生等官员反对，东鲁内部的不满更加激烈，只是慑于姜氏父子的威望，不敢说出口。
何况奴隶成了士兵，对于官员本身没有根本性的损害，双方交集不多，可现在他们阻止官员收受贿赂，性质就不同了。
各个税收关卡中，充斥着官员大同小异的怒吼。
“你们要以下犯上吗？”
“下贱的奴隶！”
“去死吧！”
骂着骂着，真心话全都出来了。
遮羞布揭开，士兵们发现，自己在贵族心中的地位没有丝毫改变。
依旧是奴隶。
这深深刺痛了心。
他们在军营，日夜操练，保家卫国，奋勇杀敌，换来了什么？
……
还有一类官员，则是和气生财。
这种比较圆滑，知道变通，收买人心。
他们吃肉，也让手下喝汤，将受贿的一小部分，散于麾下，大家一起发财。
于是乎，这群士兵很快也加入受贿的队伍，甚至变本加厉，堕落的速度快到令人发指。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安全感。
这些士兵发现，他们虽然不再是奴隶，可除了地位的改变，还缺少了一件最必要的东西。
钱！
他们在奴隶时期，是毫无积蓄的，一切都上交给奴隶主，稍有私藏就是毒打，而成为士兵后，也没有军饷。
能成为自由身，就很知足了，要啥军饷？
可现在税收获得的收益，让士兵们忽然意识到，当兵不可能当一辈子，普通的平民哪怕再穷，家中至少都有几亩私田，只要辛苦劳作，总能过得下去，他们没有田地，再没有军饷，退伍后要如何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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