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工作就很简单了——继续和病例记录死磕。现在的治疗工作压力不那么大了，但相关的文书工作却一个都少不了。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孙立恩习惯先下口头医嘱，然后再补上书面和系统医嘱。
急诊工作每一秒的治疗都是在和阎王爷抢时间，哪有时间给医生们慢慢坐在电脑前面开医嘱？
等抢救完了之后，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值班桌旁边，急诊医生们可没有时间喝口水放松放松——他们得赶在个四小时之内，完成患者的首诊记录和病例记录补充。
四个小时以内没有完成首诊记录，这份病历就会被任定成乙级病历。而一旦被列为乙级病历，那就要扣工资了。
一个月内如果出现两次乙级病历，当月奖金全部停发，如果出现三次，接下来一个月也没有奖金。
没有奖金也就算了，更可怕的是出现丙级病历。
丙级病历的认定比较严格，一般都是在出现了严重病历记录错误的情况下才会被定义为丙级。
而一旦出现丙级病历，第一次全组医生都将被列入“不合格”，然后下个周期继续对所有病例进行评阅。一旦再次发现丙级病例，整个治疗小组的所有医生都要被调离岗位，强制培训至少三个月。
对于医生们来说，出现丙级病历的严重程度甚至不亚于出现严重医疗事故。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综合诊断科内部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病例书写规定。毕竟一出事就是一组医生全军覆没，这可千万马虎不得。
徐有容负责所有病例的初审和修改。而周策负责第二次审核。只有两次审核全部通过，这份病历才能被储存起来。
孙立恩把病历写好，再交给徐有容进行初审。这样的工作流程已经很久没有展开过了——如今能够这么重新投入到工作的“怀抱”里，孙立恩居然还觉得有点怀念。
要是没有N95口罩，三层手套，防护服和护目镜的遮挡就更好了。
工作本身并不是一件能够让人开心的事情。为了让自己把工作更好的进行下去，孙立恩强行赋予了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一个意义——他把每一次的文书工作都当成了病例讨论。在快速补充医嘱的时候，他会努力开始思考，这样的医嘱安排是不是最好的，还有没有进步空间。
当然，更多的时候这样的考虑并没有太多的结果，毕竟在状态栏的指导下，孙立恩的医嘱基本已经不再有更多可以精简的地方。
不过……今天的情况似乎不太一样。
孙立恩拿着田康的病例报告，眉头紧皱。
“我下次要是还这么瞎，那我就给自己两耳光！”他从座位上一蹦而起，朝着病房跑去。
第二十二章 误打误撞
田康是一个有基础病的病人。
他有肾衰竭，有晚期霍奇金淋巴瘤，现在又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三病合力下，他的生命一直都面临着巨大威胁。
而为了拯救他的性命，医疗组非常果断的对他进行了康复者血浆治疗方案。
而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康复者血浆上——孙立恩实在是没想到，状态栏居然能把自己的思路误导到这种地步。
很不幸，陈学荣医生一语成谶。那份康复者血浆里确实有不太寻常的东西。
这份血浆采于2月27日的云鹤市传染病院单采站，并且在经过处理后，第二天输入到了田康的血液中。
虽然，血站和生物公司那边对于血浆的捐献者信息保密，但孙立恩却很清楚这份血浆是谁的——27号当天，云鹤市传染病院单采站的捐浆者有且只有一位，那就是出院之前还专门和孙立恩合影了的钱国建。
钱国建在出院前一周还接受了一次托珠单抗治疗，他的累计托珠单抗使用量为1200mg。而根据之前的测算，800mg托珠单抗的半清除率约为23天。他最后一次接受托珠单抗注射治疗，再到康复出院然后捐赠血浆的时间是21天。换言之，当时钱国建体内的托珠单抗应该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他的血浆中的托珠单抗总量肯定大于600mg。
人体内一共有4000ml左右的血液，而钱国建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浆，也就是400ml。就算按照他体内当值的托珠单抗总量仅为600mg计算，两个单位的康复者血浆内也含有至少60mg的托珠单抗。
对于其他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而言，康复者血浆里有点托珠单抗虽然不算是好事儿，但比起血浆里的抗体，有点抑制免疫系统的单抗这绝对算的上是利大于弊。
但对田康来说……情况可能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假如伯纳德医生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导致田康体内原本因为血液系统癌症而膨胀的淋巴节缩小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人体免疫反应。
免疫反应导致肿瘤缩小的虽然具体机制仍然不明确，但无非就是这么几种可能——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介绍”下，人体的免疫细胞重新识别到了肿瘤。或者大量免疫细胞四下奔袭，然后在肿大的淋巴结里产生成了无差别攻击，而这种攻击恰好让田康的淋巴结开始缩小。
无论是哪种可能，这样的反应首先都建立在免疫系统的反应上。
而托珠单抗，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可以有效阻断白介素-6受体的单抗。虽然还不确定田康目前的淋巴结缩小是否和白介素-6介导的免疫反应有关，但接受这种完全没有征兆的免疫治疗，本身就意味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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