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训导值班室，我看到两位驻所检察官已经坐在那里。邵训导说：“我出去一会，你们谈。”
我在两位检察官面前坐定。这是两位年约45岁的资深检察官，两人居高临下、冷冷地打量着我，让我十分反感。
他们看了我足有半分钟，其中一位以嘲讽的语气对我说：“你想向我们反映什么问题？”
我压抑着内心的厌恶，平静地说：“我想申诉市检二分院对我超期羁押的问题。”
另一位带着警告的语气，对我严厉地喝斥道：“对你根本就不存在超期羁押，一切是严格依法定程序办理的！”
我克制着内心的愤怒，把一周前跟邵训导讲过的申诉理由再复述了一遍。没等我说完，其中一位检察官打断了我的申述，严厉训斥道：“什么‘编造的谎言’，你说话注意点！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不要攻击执法人员！”
我终于无法克制自己的qíng绪，针锋相对地大声回应：“我说的都是事实。”
“凭什么你认为办案人员不可能发现你新的犯罪事实，办案人员是否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你怎么知道？！你以为自己不jiāo待就可以脱罪？！”
“不同阶段的侦查笔录可以证明，股票违规转让问题早就查清楚了，根本不是所谓新发现的犯罪事实，而且只是财务违规本来就不涉及犯罪。”
“没有犯罪事实我们检察院会抓你？！”
“历史上冤假错案还少么！”我反唇相讥。
“你这个认罪态度就有问题。”检察官继续对我训斥。
我觉得再谈下去无济于事，决定结束这种对抗xing的谈话，以缓和的语气央求道：“我知道对我罪与非罪的认定，并非两位驻所检察官的职责，我只是循正常渠道向你们反映我的超期羁押问题。这是我的申诉材料”说着我把前几天早就准备好的一份书面申诉材料递到一位检察官面前。
两位检察官大约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一时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一位检察官说：“你把申诉材料jiāo给看守所，让他们转jiāo给我们。”
我坚持道：“按照我在里面学习的监规和在押人员权利义务的规定，向驻所检察官申诉是在押人员的一项权利，既然已经麻烦你们接待了我的申诉，这材料我觉得还是直接jiāo给你们比较好。”
这位检察官只好尴尬地接了我的申诉材料。
谈话无法再进行下去，一位检察官出门找了管教进来，把我带回了监房。
这次谈话根本没做笔录，我看出检察官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做笔录的意思，而且对我态度十分恶劣，这份申诉材料或许就被他们随手丢弃了。好在我本来就不对他们抱有太大的希望，只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就尽一百倍的努力而已。
我深深体会到，在中国这样一种司法体制下，冤假错案的犯罪嫌疑人和罪犯要想申诉自己的冤屈，真比登天还难！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65、不断传来好消息
第二章 取保候审
165、不断传来好消息
进入9月中旬，好消息不断传来，我感觉到获释的希望就在眼前。
9月19日周未快下班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积极的信号。
那天，邵训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两周前接待过我的其中一位驻所检察官，一改曾经对我冷漠、嘲讽的嘴脸，态度和蔼甚至略带着讨好的神态对我说：“小程，我们已经把你的申诉材料转jiāo给了有关部门，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你对政府要有信心。”
“谢谢。”我对他最后一句“对政府要有信心”有些反感，骨子里我仍把自己看成了政府的一员，于是特别补充了一句：“我对自己问题的圆满解决一直有信心。”
“这就好。办案人员其实也是职责所在，你对他们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这位检察官开导我说。
我敷衍他说：“不会的。我明白大家都不容易。”
邵训导开口说道：“张检刚才的话如果你能听进去，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说白了，即使你受了点委屈，也应当多从自身找原因，比如jiāo友不慎等，承办你案子的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无非是履行他们的正常职责。如果你对政府想不开甚至心存怨恨，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对他们两位的话一时反应不过来，似懂非懂地应付道：“当然，这个道理我明白。”
那位被邵训导称为张检的检察官又画蛇添足地补充说：“其实找你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申诉材料我们已经帮你转给有关部门处理了，估计很快就有消息的。”
邵训导接着一副豪气gān云的样子，微笑着对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随时可以找我。只要我能帮忙到的，一定会帮你。”
“谢谢，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有些不知所措的连声道谢。
回到监房，我把邵训导和驻所检察官对我前倨后恭的会见qíng形跟大家说了，监房里的人分析，我可能要被释放了，看守所与办案单位信息是相互联通的，鉴于我本人具有一定行政级别、案件又是市委领导jiāo办的特殊xing，他们显然在奉命对我进行释放前的思想开导工作。
有人特别提醒我，出去了千万不要找办案单位讨说法，那样搞不好出去了还会进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市总工会下属单位一位财务处长，因为单位有3000万元资金放在证券公司做国债回购业务和打新股，认识了证券公司老总，一来二去双方成了朋友，证券公司老总就劝他开户炒股，并承诺拆借800万元资金给他，被人以挪用公款罪告发，理由是证券公司拆借给他的800万元，实际上就是单位3000万元的一部分。关了两年多无法定罪，因证券公司出具的证据，表明他单位3000万元资金放在证券公司投资，有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授权，而证券公司拆借资金给这位财务处长，则完全属于当年证券公司普遍开展的一项正常业务，与他单位那3000万元投资无关。两年后检察院对他宣布取保候审，这位财务处长已经被单位开除公职，单位表示只要检察院做出无罪的结论，就给他恢复公职。于是，这位财务处长到处讨说法，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离取保候审还有两天到期时检察院把他又抓了起来，最后以挪用公款罪判了6年有期徒刑。另一位是工行临江东城支行行长，涉嫌贪污小金库中3万元公款被捕，开庭时律师举证，这笔钱其实这位行长用来年终给客户送礼了，关了一年多被法院取保候审。这位行长出去后想官复原职，也是不断地找检察院讨说法，结果半年后又关了进来，很快被法院以贪污罪判了4年有期徒刑，上诉后被驳回维持原判。
我听了同监人所说的这些故事，只觉得中国司法虽然有不公正，但铁证如山面前终究还是会讲些法律和证据，或许这些人被关太久，带着个人qíng绪来描述司法的黑暗，难免有些夸大其词。仅仅过了两、三个月，我就深深后悔没有听从这些同监人员当时的劝告！对法律的盲从、天真和过分自信，让我不幸重蹈覆辙。当然这是后话。
我清楚9月30日是中国官方向国内外公开承诺解决绝大多数超期羁押案件的最后期限，自9月19日的驻所检察官一反常态的热qíng谈话之后，我内心就充满了获释的期待。
9月23日，刘律师来办理会见。一见面，刘律师就兴奋地说：“你很快就可以获释了。”
我连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刘律师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中顾委领导么？我们湖南的老乡。”
我说：“我听你讲过两次，你说找了他帮忙的。”
“是的，老领导找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下，最高检一位领导亲自过问了你的案件，给临江方面打了电话，在北京方面的压力下临江市委政法委已经讨论了你的案件，决定将你立即释放。”
我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临江官场通天，他们会听最高检察院的？”
刘律师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胡已经牢牢掌握了最高权力，对临江官场很不以为然，政治风向标已经变了，今非昔比，临江官场应该感受了这种压力，而且这次由全国人大牵头，全国都在清理超期羁押案件，临江官场再牛，恐怕也不敢公开顶撞中央的统一部署。”
“你这个分析很有道理。”我赞赏地说。我虽然不信他说动了北京的老领导为我打招呼之类的大话——事实上我后来一直没有见到他传说中的任何中央老领导，但他分析的中国官场权力新格局的变化确实有些道理。我进一步追问道：“你说过我会很快获释，估计什么时候？”
刘律师肯定地说：“应该就在这几天。”
“你怎么肯定就这几天？”
“因为前天下午检察院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检察院一趟，他们主动提出让我替你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哦。这就基本可以确定了。”
“我还打听到市委政法委最近二个月有三次专门研究过你的案件，检察院力主给你定罪，但法院坚持证据不足，双方意见僵持不下，政法委领导只好拍板先取保候审放人。”
我不知道刘律师所说的这些内幕qíng况是真是假，但只要检察院主动提出让律师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基本上可以肯定我很快就能获释了。
律师走后，我回到监房，把律师带来的我可能很快被释放消息告诉了大家。我压抑着内心激动的心qíng，特别补充说：“律师都喜欢说大话，没有得到官方的确切消息之前，一切还是未知数。”
第二天上午，我将很快获释的消息完全被证实，并且可以断定看守所已经提前接到了相关通知。
这天第一章“坐排头”刚刚结束，看守所王所长从监房外边的走廊上走过，破天荒地停留我所在监房的铁栅栏前，眼光落在我身上，似乎对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识趣地站了起来，走过去对他说：“王所长，昨天律师来看我，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几天就有确切的消息来。”
这是我第一次跟看守所所长说话，没想到王所长一开口似乎对我已经很熟悉，他说：“拖了这么久，早该解决了。我几天前已经知道了。你再耐心等几天。另外，不要跟任何人多说什么。”
“明白。谢谢您！”我由衷地感激道。
说完，他就转身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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